來到合肥，徜徉在幽深靜謐的包公祠，凝視著墳草青青的包公墓，心底在對這位清正無私的“青天”老爺無盡敬仰的同時，更多的是難言的感慨。千百年來，人們熱烈地頌揚、盼望、追求著像包拯這樣的“青天”，當戲臺上秦香蓮遇到包青天，蘇戍娟、熊友蘭踫上況大人時，台下的觀眾無不感動得淚眼汪汪、如癡如醉。然而，古往今來，現實中“青天”又能有多少？即使百年不遇偶爾出現一兩個真正的“青天”又能怎樣？

有先哲說：“中國人傳統的國民性，就是巴望有位青天大人給自己作主。”長期的封建社會，造成人們信人不信法，法自君出，法律由皇帝老子“欽定”也可以由皇帝老子“欽改”，更可以隨“朕意”而為所欲為。中國的法律遇到開明的皇帝，清廉的官吏，還些用處，一旦遇到昏庸的皇帝、霸道的奸佞，則草芥不如。人們普遍信人治而不信法治，總盼有位聖明的皇帝，沒有聖明的皇帝就渴望有清官、有青天，然而，清官再清、“青天”再好，人一死或離開，他的那套做法也就隨之滅亡。在西方一些法治國家，三、五年更換一位總統或省長，但並沒有因人廢法也不用大動刀斧修法。而在我們的國度裏，往往一個人死了、走了，其做法也就隨即人亡政息，出現了一朝天子一朝政這種最具有“人治”色彩的現象，即使是一個小小的單位也概莫例外。所以常聽一些人慨歎：工作難做，事情難辦，要是踫到一個開明的領導就好了。

“人治”文化流遠傳廣，即使時至今日，好多人還沒弄清是“法大”還是“權大”。康生有句名言“什麼憲法，馬克思主義就是最大的法”，有人更說：“法律？法律還是我們制定的呢！”所以，社會上信人不信法、以言代法、以權代法、誰的權力最大，誰就最有法律權威似乎成為為自然成了慣例。一些掌權的人想怎樣幹就怎樣幹，最慣用最有力的就是擲地有聲一句：“我看就這麼定了吧！”一些違法亂紀的人，更是自豪地拍著胸膛，大義凜然地說：“怕甚麼，咱有人”，有人就可以有一切，有人想幹嘛就可幹嘛，真幹嘛了也沒啥事。因此，想升官發財幹嘛的人也就紛紛相爭去找人去收賣權力；而一些被宰割、受寃害的人，不但不懂得用法律去保護自己，還認為這是無可奈何，理所當然的事，想盡辦法去奔找權門、遊說官家、求得有權貴的一紙便箋，一個電話、一句言辭甚至一個眼色，一聲不很響的咳嗽來解決問題，達到目的。

人們辦甚麼事碰到甚麼難題都習慣將希望寄託在有官、有權、有勢的人身上。然而，官有貪廉庸酷，如果遇到一個半貪半廉、時貪時廉或是昏庸腐敗的官，不要說大多數的平民布衣，有幾個人能攀得上，就是少數有能耐攀得上的人，不靠拍馬溜須、不靠行賄賂使黑錢，也根本靠不住。青天可貴，但泱泱大國，能有幾個“青天”？縱然有千個包公，萬個況鐘，沒有健全的法制為基礎，又能怎樣？秦香蓮遇到包青天，終於申了冤，阿Q碰不上青天也就只好糊裏糊塗地畫個圓圈被押上刑場受死。秦香蓮有幸踫上包青天成了千古傳奇，百年不遇。而像阿Q一樣含冤倒楣、枉冤終生的千百年來卻千千萬萬，數不勝數，又有誰知道？

可見，不管是“青天”、“黃天”還是“白天”“黑天”，如果沒有公正的法律，都是靠不住的。試想，倘若天下法治大統，不是個人說了算，不是按長官的意志行事，還會有那麼多人去燒香、去拜佛、去尋求青天保佑？這樣一來，被奉為什麼“天”有權力主事的人，恐怕就要從此吃素食齋無人朝拜了。這絕對是有人不願見到的，也是千百年來“人治”難以根除的原因。

一切混亂的禍根都來自無法無天的“人治”，經濟的發展，社會的進步，依賴於法制的健全。要實行真正的法治，關鍵在於保持法律的權威性、公正性和有效性。一旦失去了制約和公平，即使統治者再英明、“青天”再青，法律也只能成為無用的草芥而任人踐踏了。

步出包公祠，望著頭頂的藍天白雲，我想，“青天”死去了好幾百年，人們還總是在呼喚“青天”的再現，這不能不說是社會的悲傷。如果有一天，國人不盼望青天，相信青天，依靠青天，那我們的天空就是真正清朗了。

200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