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在香港聽國學大師饒宗頤教授談他1980年到泰山觀賞石刻，當說到被譽“大字鼻祖”的經石峪石刻時，從來心無定見的饒公更是歎為奇觀，深受感動。這一切，讓還沒上過泰山的我對泰山石刻十分嚮往。

孟春時節，來到了神往多年的泰山。被譽為“五嶽之首”的泰山給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千萬年來的帝王將相，文人墨客留下的眾多名碑石刻，大都文辭優美，書體高雅，製作精巧，自秦至今，歷朝歷代，幾乎從未間斷，石刻內容十分豐富，多為見景生情，抒懷題詠，對泰山壯麗的自然景觀起著“點睛”的作用，仿佛是無聲的導遊，在與自然的結合上，體現了“天人合一”的境界。特別是當我們來到深受饒教授所讚賞的觀石峪石刻，只見在一幅幾百米寬廣的石坪上，以介乎楷隸的書體，刻上《金剛經》經文，字如鬥大，總數有上千字，字體遒勁剛健，豐潤渾厚，氣勢壯觀宏闊，古勁深雄，真令人歎為觀止。有人說，人們的民族是在石頭上書寫歷史的，泰山的石刻中的許多記載，可以與歷史相佐證。幾千年來泰山之所以成為“五嶽獨尊”，成為中華民族的精神支柱，其文化內涵和歷史價值主要就是體現在石刻上。

下了山，與接侍我的泰安市委常委、宣傳部長孫承志談起泰山石刻，賓主盡興，似有“相見恨晚”之感。孫部長送我一套限量印刷的集全山1400多處石刻拓片共四大函24卷線裝本《泰山石刻大觀》，令我愛不釋手，讓我得以慢慢品賞泰山石刻文化的博大精深，能夠較為全面地領略泰山石刻的迷人丰采。

離開泰山，腦海裏仍常想起泰山，想起泰山的石刻。其實，在中國的許多名山大澤，名勝古跡，大多有許多歷代留下的各種詩文石刻，這是一種歷史和文化的蹤跡和澱積，每到這些地方，不但能讓遊客歎為觀止，更會抒發懷古之幽思，可與曾到此一遊的歷代先賢作一番神交。令人痛心的是，在今天的許多名勝景區裏，取而代之的常常是一些領導的題字，有國家的也有省市甚至縣鎮一級的官員。一些上級領導喜歡展示自己，好多下級官員熱衷吹捧起哄，今天你當權你題，明天我當官我寫，反正地頭是我的，想怎麼題就怎麼題，愛怎樣寫就怎樣寫。不少題辭題得不但對不起古老的漢字，污染了遊客的眼球，更是破壞了名勝的景致。即是在偏遠的青海和貴州等風景區裏，也可見到不少領導人的題字，有的更是一人多題。似乎只有官員的題字才能彰顯對旅遊對風景的關懷和重視。這些隨性而張揚的題字，其實是在踐踏文化，至少也是對名勝景觀，對古人和今人的不尊重。試想，有多少當官的“墨寶”能像泰山石刻那樣留傳下去成為文化？人走政息，更多的是今天不當官，明天題字就會被人鏟得不見蹤影。

人文精神不是空話，它需要依託在具體的、能夠體現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甚至是民族尊嚴的某些載體之上。風景、文物，不僅是千年的歲月積澱，也是文和精神的載體，在急功近利的開發和隨心所欲行政干預，已經有無數的風景名勝面目全非，如果我們不再認真去反思，那像泰山石刻這樣倖存下來的一些景點也將會被破壞而消失。

陪我們遊泰山的是一位學者型文官，對泰山文化尤其是泰山石刻頗有研究，與之交流，深受教益。我深深感受到，在名勝景區，特別是在一些歷史文化古跡，更需要有文化學養的導遊。前年去埃及，陪我們參觀法老墓和埃及國家博物館的是一位曾當過教師的中年人，他說，埃及的導遊根據遊客的要求和對象，最高的是開羅大學的教授和歷史專家，因為對一些專程來考察歷史文化的專業人士來說，一般的導遊是不能勝任的。曾三次到過陝西兵馬俑，前兩次都是聽景點的導遊講解，聽到的盡是一些普通的歷史介紹和輕鬆詼諧的話題。前年清明節應邀赴陝西參加公祭黃帝陵活動，再次來到兵馬俑博物館，本身是研究員的博物館副館長帶我們參觀並介紹，令我大開眼界，認識了許多陶俑後面的歷史知識和考古學問，無疑是給我們上了一堂深刻的秦皇曆史課。

在梵蒂岡，能擔當導遊的人一般均為教授；在盧浮宮，導遊人員一般也多為年邁的學者；能夠在重慶大足石刻和甘肅敦煌莫高窟講解並講得好的人，一般都是專家或專家級的導遊。導遊是遊客的“導師”，好的導遊不僅要有知識，有口才，還需要有相關的歷史文化修養。出色的導遊既能提升風景名勝的品位，又可以感動客人使流連忘返，再度重遊。

觀泰山石刻觀出一些與石刻無關的話題來，真是有點對不起石刻對不起泰山了。

20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