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月，我和李宏新的著作《汕頭華僑捐資興學記述：1949-2018》獲得了汕頭市潮汕歷史文化研究會、潮汕歷史文化研究中心的第九屆「潮學獎」著作類一等獎。感謝評獎單位和評委專家對拙著的認可和獎勵。此書的組織策劃和出版，得到了市委統戰部原部長陳麗文常委、原僑聯主席謝惠蓉、現統戰部副部長僑務局局長李鴻釗、研究會副會長汕頭大學潮汕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陳景熙等同志的鼎力支持！拙著出版後，陳平原、黃挺、陳鴻宇、張應龍、李志賢等諸位專家學者分別撰寫了推介和評論文章在媒體發表，鼓勵有加。在田野調研、資料蒐集和本書的編撰方面，李宏新同志著力尤多。這裡一並致謝！

林倫倫， 2022年10月22日

從我們調查、蒐集獲得的豐富翔實的資料，我們分析、研究了海外華僑華人、港澳台同胞在汕頭捐資興學的情況，總結出如下的幾個特點。

一、源遠流長，於今仍盛

目前可見的潮汕地區捐資興學的文獻資料顯示，其開始不遲於中唐，公元779年10月27日—780年6月22日，常袞任潮州刺史期間，捐資墾田，興學教士，而令「潮俗為之丕變」。此後韓愈刺潮，亦有「捐俸入學」的記錄。這些都是閩粵各地史料中，較早見載的著名的捐資興學事例。

此後，潮汕地區的捐資興學事例十分突出，乾隆二十七年（1762）刊出的最後一種古府志稱，當地的捐助、好義之風早成習尚，乃有互相攀比者，其廣泛性、普遍性是其他地方比不上的：「社學義學有一邑一處者，有一邑數處者，屬眾姓捐助。凡遇修橋築堤，靡不慷慨樂施。雖由豐裕，亦見人心好義，為他郡所不及。」

清·光緒後期，華僑捐資興學不絕於載。李宏新《潮汕史稿》一書梳理了自1877—1949年有僑資捐贈記載的學校，計得60所。據陳達於民國時的調查為例：當時澄海樟林附近的僑區，便「大致依賴華僑的經濟辦學、助學。譬如第一及第二高級小學，名義上是區立的，但實際上與區公所並不發生重要的聯繫，尤其在財政上面。學校的財政如有困難，還是要靠著校長個人向本地富有的華僑徵募」。1934年冬，當地28所學校，「大多數與華僑有深切的關係：由華僑倡辦者有7校；其經常費的一部每年由華僑捐者16校（包括華僑創辦的數校）；華僑偶爾有捐款者8校」；當時在汕頭市立案有29所小學、10所中等學校，其中與華僑直接發生關係者各有4所，如汕頭海濱師範學校，常年經費為國幣24000元，其中常年華僑補助為20900元，還有大量接受過僑資的學校沒法統計。

新中國成立之後，汕頭華僑華人捐資興學持續進行。在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的時期，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時期，均見有突出於全省、全國的捐資興學記敘。即使在「WG」期間，僑胞們仍然熱情捐資興學，就目前公開刊出的全國各省市當代方志來看，這都是十分罕見的。在改革開放的前夕，更有多宗大額捐資興學記敘，也是國內各地所少有。改革開放以後，華僑華人、港澳同胞回家鄉捐資興學的，就更多了。

二、分布廣泛，總體均衡

一般情況下，捐資人的捐資目標，首先是回饋自己的祖籍故里。不過，也有不少捐資者同時也在祖籍地之外的地方捐資辦學、助學。最為著名的如潮州籍李嘉誠先生之於汕頭大學，潮陽籍林百欣先生之於汕頭市林百欣中專、汕頭市林百欣學校，都是位於汕頭市城區，這說明李、林等捐資人的博大胸懷。

若干面向潮汕三市的助學行動、基金組織之存在，也可以證明捐資人的全局觀念。大規模的組織，如潮汕星河獎基金會，它一開始籌到的善款幾乎都來自海外，這些捐資者同樣是拋開一鄉一里的固有觀念，而是存著整個潮汕之心一起「獎掖潮汕佳子弟」。小規模的助學，如泰國陳漢士先生獨資進行的助學行動，在汕頭市教育局牽頭、相關部門的配合幫助下，連續12年資助潮汕三市潮汕貧困大學生，受助學生達到2899人次，目前又捐資獎勵考上廣東以色列理工學院的潮汕三市籍學生。

新中國成立後的50年代中期開始，僑資捐贈助建的學校便在各地紛紛出現，以當時屬於「較高層次」教育——中學而言，便以「縣縣辦僑中」而聞名於省內外。而如前所述，僑資源匱乏的地方實際也不缺乏僑資捐助，各地受助事例，不過是金額多寡、規模大小的差別而已，總體上仍顯均衡。當然，擁有豐富僑資源的鄉村所得會更多一些。

三、低調務實，貢獻巨大

潮商群體向來以低調著稱，在捐資興學上也基本如是。我們搜索了部分同時期的省內外報刊，未能發現有多少報道。而也許是事例太多，連本地的媒體也少有報道。據不完全統計，1990年至2000年間，數家汕頭的報刊，較為詳細報道某宗捐資興學事例（或某人）的不超過60篇，其中，主要集中在若干名人身上（未必是捐資最多的）、以及宣傳工作做得較好的潮汕星河獎基金會捐資者（大約佔20%以上）。這與數以萬計的捐資人、捐資事例相比無疑是滄海一粟。

更有捐資人不但不想報道，而且完全不想留名。捐資建校的，如陳岳泉先生捐資300萬元助建岐山中學時連姓名也沒有留下，基層上報時只稱「一個不留姓名的華僑」，按1985年300萬元並非小數，而陳岳泉先生非特例。我們瞭解到，小金額資助（多在數千元、數百元之內）而不願存名、沒在刻碑留名的還有不少。扶貧助學的，譬如上述的陳漢士先生，在家鄉捐資興學之後、咨詢設立資助潮汕學子的助學基金時，是用「一個泰國華僑」署名的，而各地區（市）教育基金、歷時政府或民間的助學活動，這類事例更是不再少數，當然金額也不大，曾有受訪者坦言「只求（誠心）還願」吧。

捐資人在捐資時普遍低調，看似有點隨意，通常還都比較務實，且重視後續進展，提高效益，有效避免了無謂的浪費。這一點在建設校舍上有更多的例子。按，當代捐資者中從事房地產開發、建築行業的很多，基本上本身便是行業專家，也擁有大批專業員工，捐建建築物時，一般會不同程度的參與。譬如周澤榮先生旗下企業系頂級房地產公司之一，在捐資助建潮南區職業技術學校過程中，身為專家的他便從設計施工到建設統籌都提供了不少專業意見，這些自然不算在捐資款內。

四、事跡感人，精神可嘉

眾多的捐資者較為低調，並沒有像其他地方一樣，留下許多令人感慨的精警「名言」。但從眾多捐資興學的材料中，我們一樣能夠體會到那種感人至深的精神力量，它們全部來自於可鏈接起來的真實，留下的雖只是素樸的言語，卻並不比精緻的煽情名言遜色。

譬如「理所當然」的例子。澄海有德小學由李氏先人創始於1904年，百年來校舍幾次成危房，學校也數度更名。然而，只要國內社會條件允許，遠隔重洋的李氏族人必風雨兼程，返鄉謀求重建，不是一人兩人，也不是一代兩代人，而是集腋成裘，代代延續。記者採訪後代李氏繼捐者為什麼能這樣薪火相傳，捐資不斷。他們回答說：「前人所行的善事，後人繼續之，理所當然。」

又如「歸葬鄉里」的例子。張恭良先生返鄉創建濠江區葛洲學校，開始了傾盡積蓄從事慈善公益的晚年生涯。受到他的影響，其弟張恭榮同樣不遺餘力、踴躍支持。兄弟逝後，子侄兒女均繼承遺志，延及甥婿親人，迄今薪火相傳。濠江葛洲社區在2011年被國務院僑辦評為首批全國5個「僑愛新村」之一，張家的長期大額捐贈（各項慈善事業早已過億元）居功至偉。張恭榮先生臨終囑言：「歸葬鄉里。」原因居然是：「有了我在家鄉的墳墓，子孫才會每年回鄉‘相巡’（回鄉祭祖），……」。正是此等精神，令「葛洲張家」作為慈善家族聞名遐邇。

類似這樣遺囑後人的感人事例還有不少。正大集團創始人謝易初先生臨終托付後人回鄉捐資興學，謝家子弟除了「超額」完成任務外，還一直堅持其父遺志，直至目前謝國民「深耕」於大江南北，謝氏家族不忘初心，基本上是與新中國風雨共濟、砥礪同行，其社會貢獻遠不止捐資興學、厲行公益這麼簡單。

結語：捐資興學，善莫大焉

新中國成立、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華僑華人、港澳台同胞捐資興學事業獲得了空前的發展，無論在捐款人數、捐資總額、捐建擴建大、中、小學、幼兒園的數量及其規模方面，還是在捐贈的各種先進科學教學儀器及電化教學設備的數量及質量，捐建的圖書館、科學館、體育館及提供各類圖書資料等方面，都是過去所無法比擬的，各種慈善組織、或者單個活動所獲得的捐資助學資金及收益面，更是過去所沒有的。而在上級正確政策的引導下，他們的投入更為適合當其時社會發展的需要，補種短板，使所捐款項發揮出最大的社會效益，這也是新中國成立之前所未能做到的。

我們認為：利萬世者，莫非文教；捐資興學，善莫大焉。廣大華僑華人、港澳台同胞的長期貢獻，無論物質層面還是精神層面均足以功標青史、名垂永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