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將軍澳民生關注組發起一樁反對政府在將軍澳第132區對出填海的遊行，表達本地居民對當地民生的關切。這是在香港撤銷限聚令和口罩令後，首個獲發不反對通知書、進行反對政府政策的示威遊行活動，由於其具備的｢首個效應｣，引發多方關注。其中，警方要求遊行者佩戴號碼掛牌、亮明身份，以免被閒雜人員混入遊行隊伍借機生事。相關舉動引發輿論爭議，認為此舉觀瞻不佳，妨害集會自由。如果以疫情之前、特别是香港国安法出台之前的角度衡量，或许这种挂牌游行的方式的确显得与过往不同。但是，这一稍稍的改变，或许可以起到防患未然、杜绝乱萌的功效。

回顧國安法以前的遊行抗議活動，特別是香港社運病灶的源頭，似乎可以初見端倪。2009年下半年，香港特區政府啟動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建設計畫，這本是加快兩地流通、造福市民的舉措，但是個別人出於自身利益考量及不可告人之目的，組織發起所謂｢保衛菜園村｣｢反高鐵、停撥款｣等遊行抗議運動，亂港分子朱凱迪就是所謂｢菜園村關注組｣的重要成員與組織者。2010年1月，隨著抗爭事態的升級，香港發生回歸以來，首次逾千名示威者圍攻立法會的事件，原本單純的民生抗議事件至此變質。事後，不少在2012年反國教、2014年反占中以及2019年修例風波中活躍的亂港分子如黃之鋒、羅冠聰等，都承認2010年是他們的所謂｢政治啟蒙年｣。由此，香港原本穩定繁榮的局面，面臨著近十餘年的動盪與波折，代價不可謂不沉重。

民生抗議維權演化為街頭政治運動，往往只差一步之遙。當街頭表達中個體被放大的情緒在大眾運動中受到感染與操控，別有用心者就會透過煽動民意實現其不可告人之目的。試想，如果沒有所謂民間人權陣線以及戴耀廷等亂港分子的多年鼓噪，香港何至於一步步走向動亂的深淵？這些反中亂港活動的開頭，都是以所謂｢民生訴求、市民福祉｣為幌子來吸引民眾，特別是青年群體的。因此，如要確保遊行抗議的單純性及安全性，避免為外力所操控，成員掛牌遊行，不失為一個較為體面之方法。

也許會有港人認為，掛牌遊行似乎有侮辱之嫌，此論實在荒謬，《基本法》保障香港市民集會自由，警方也按程式予以放行，整個遊行過程中民眾也較為理性，合理表達訴求。但今時不同往日，再用國安法之前的執法標準和遊行取態來看待今日之街頭政治，未免過於機械化。過去香港的種種亂象，如果再不採取斷然舉措，恐怕又要死灰復燃。在香港由亂及治的大背景下，廣大市民恐怕再也不想回到那個整日擔心黑暴肆虐的生活環境了。相較於此，掛牌遊行是一種較為溫柔的預防手段，兩相兼顧、取法乎上。

遊行一旦回歸理性，訴求群體真正的意願將被清晰地表達，在沒有政治化炒作等紛繁雜擾的情況下，港府將更有精力傾聽、協商。在這種共洽的氛圍內，相信問題將會有實質性的解決，而不至於陷入無休無止的紛爭之中。從這個角度來說，相關群體的訴求或許將更有解決的希望，而對於訴求群體之外的廣大市民來說，安定平和的社會環境，更是最基本的保障，這當然是香港之幸事、社會之福音。

本網評論員 熊貓哥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