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張「健康碼」,關係千萬家。近排香港旅遊、零售與運輸等行業因受封關影響苦不堪言,商務往來亦是舉步維艱,跨境學童、內港居民更只能望關興歎、卻步不前;封關問題不解決,香港經濟復蘇便無從談起。據公民力量近日公佈的“重開香港往返內地口岸意向”調查顯示,4000名受訪者中近75%的市民表示受封關影響,其中以居住(31.9%)、工作(25.7%)、學習(5%)原因占最大比重,還有近75%的市民認為現階段應重開已暫停的關口。按理說,目前的民意是支持港府逐漸放開通關限制的,港府在此時機推出港版“健康碼”可謂急人所需,對於往來粵港澳工作和生活的人們來說,無疑是一個值得歡呼雀躍的好消息,可一時間「吐槽」之聲卻不絕於耳,有泛民主派議員質疑內地機構做核酸測試的準確度,擔心測試陰性的人帶病毒來港,認為跨境學童一旦複課,風險將會更高;此外,鑒於杭州的健康碼曾經被揭發涉及個人資料洩露,更是憂慮港人資料在內地被披露。更有線民吐槽,澳門核酸檢測只需180蚊,而香港檢測費高達1500元至2000港元,貴一河之隔的深圳達五倍,而且一次只管7天,根本負擔不起;不對內港家庭及旅客開放,“那些為香港經濟發展打拼,交足各項稅費的內地和香港家庭而言又算什麼”;部分網友更是難掩失望之情稱“港府研究了4個月的健康碼就像個笑話”……
從早前的「防疫抗疫基金」、「保就業計畫」到派發「銅芯口罩」,再到今次推行「健康碼」,港府似乎面臨陷入「塔西佗陷阱」的風險,究其原因無非有二,一是嚴重的社會撕裂導致政治認同和政府公信力的減弱。良好的政府公信力與高度的政治認同相聯繫,甚至可以說,政府公信力與政治認同是同一個問題的不同表達。修例風波以來,泛民主派和「港獨」勢力竭盡所能激化港人對港府不滿和憤懣的情緒,政治認同在社會嚴重撕裂下加劇背離,多個香港機構開展的民調皆顯示政府公信力隨之下滑,政府推行的各項政策面臨信任危機;二是「最小受惠者」利益缺失易引發公平和正義危機。當代哲學家羅爾斯在《正義論》一書中,將正義原則視為社會的首要法則,並指出任何一項法律或政策,不管它多麼管用,只要其不符合正義原則,就應該廢棄。所謂正義,儘管是一種政策原則,也是一種客觀存在,但更為重要的是,它是一種「主觀感受」。在這方面,有一個所謂“最小受惠者的最大認同感”的原理,即一個社會的政策是不是符合公平正義原則,當由處於這個社會下層即受惠較少的那部分成員作出評價。這並非沒有道理,誠然公信力的減弱有反對派和「港獨」勢力的作祟和抹黑,但也從側面提醒了我們在涉及廣大民眾利益的民生問題處理上應慎之又慎,須謹防陷入「塔西佗陷阱」。
在「健康碼」的推行上,雖然質疑和擔憂的嘈雜之音時有響起,但港府積極推動香港經濟復蘇的「初心」和「決心」是毋庸置疑的,港府其實也有所顧慮,之所以把放寬人數定於較低的數量,一來擔心人流大增會有風險,二來香港目前可承擔的檢測數目仍有限,如申請者蜂擁而來,恐怕會“爆煲”。據悉,澳門與珠海在逐步解除封關的探索中已先行一步,部分有公務與商務需要的澳門居民,經申請審核獲通過並列入名單後,就可在七日內多次往返兩地,毋須隔離。澳珠之所以能率先實行兩地部分居民逐步多次出入境的舉措,皆因掃除了以下後顧之憂,一是互認各自的核酸檢測結果,相信入境者沒帶病毒;二是經審批後的證明納入兩地共通的系統,可以憑此出入境,等於旅遊證件以外的另一份通行證。港府或可參考澳珠的做法,嘗試讓市民也可在內地接受檢測,結果可納入港版“健康碼”中,同時擴大本地的認可檢測點,利用市場競爭令收費降低,或考慮給予跨境基層工作者和學生一定的監測補貼等。
其實「塔西佗陷阱」最好的解藥無非「公開透明」和「公平正義」,政府若能在政策制定行為中,對一般公眾的意願和取向多加關注;在政策公佈和宣傳中公開透明和及時有力,針對民眾憂慮及時解惑答疑,竭力疏導和消除民眾負面情緒;不斷完善政策,儘量平衡和顧及基層民眾的切身利益,必將有益於提升公信力。相信港府有決心和智慧研究解決好“健康碼”互認及檢測問題,驅散縈繞「東方之珠」的陰霾,為香港經濟復蘇和「再出發」保駕護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