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識港網訊】屈原的代表作〈離騷〉，若從其具體主張上講，實際上並不見得有多高明，這話定會讓很多人惱火，但我懇求他們讓我誠實地說出我誠實的看法。

〈離騷〉的訴說有三個對象：對君，對自己，對小人。簡單地說，對君是忠，屈原標誌着對士之朝秦暮楚式自由的否定，對士之「棄天下如棄敝屣」的自由的否定，也標誌着另一種觀念的建立──「忠」。這與荀子是一致的，比起孔、孟，荀子特別強調這個「忠」。在孔、孟那裡，「忠」的對象是普泛的，甚至更多的是指向一般的人際關係，「為朋友謀而不忠乎？」以及「忠」、「恕」並稱即是例證。孟子就其個性而言，那種對君主的「忠」，他是撇嘴表示不屑的。但荀子特別強調的就是對君主的「忠」。荀子比屈原稍晚，而且就待在楚國，這是有消息可尋的。

忠而見疑，便是怨。這怨之來處，即是「忠」。由忠而見疑所產生的「怨」，是很近於「妾婦之道」的，是頗為自卑而沒出息的。更糟糕的是，〈離騷〉還把自己的被委屈、被疏遠、被流放歸罪於小人對自己光彩的遮蔽、對自己清白的污染。這小人很像第三者，插足在自己與君王之間，導致自己被棄。不可否認的是，中國文化傳統中，失意官僚普遍存在的棄婦心態，就是從屈原開始的。

對外在權威的皈依和依恃，導致先秦士人自由精神的沒落。屈原的選擇標誌着路已只剩下一條：在絕對君權下放棄自己的主體選擇，除了獲得一個特定的君主的認可之外，不能有更多的自由空間。這幾乎是一條絕路。賈誼、晁錯式的悲劇早已在屈原那裡發生，難怪賈誼獨獨心有戚戚於屈原。

好在〈離騷〉中還有對自我的充分肯定與讚揚，大致上洗刷了「忠君」帶來的污垢，而保持住了自己的皓皓之白。這可能是因為先秦士人主體精神的強大基礎尚未坍塌，屈原尚有精神的支撐。令人稍感吃驚的是，正是在屈原這樣一位向君權輸誠的人那裡，這種桀驁不馴的個性精神表現得尤其強烈和突出，除了孟子外，大約還沒有人能和屈原相比：他那麼強調自己、堅持自己、讚美自己（有不少人就據此認為〈離騷〉非屈原所作──他們的根據是：一個人怎能這樣誇獎自己）。而且他一再表明，為了堅持自己，他可以九死不悔，體解不懲。正是這種矛盾現象，使得屈原幾乎在所有時代都會得到一部分人的肯定，又得到另一部分人的否定。

我想提醒的是，在我們大力宣揚屈原忠君愛國愛民的精神的同時，一定不要忘了他張揚個性的一面。這後一點，也許是屈原最可貴的東西。誰能像他那樣，讓自己的個性直面世界的碾壓而決不屈服？誰能像他那樣，以自己個性的螳螂去擋世界的戰車？誰能像他那麼悲慘？誰能像他那麼壯烈？誰能像他那樣成為真正的戰士？

在中國古代，優美的抒情作品實在太多了，但像〈離騷〉這樣的華麗的交響樂則太少。單從篇幅上講，它就是空前絕後的；全篇三百七十二句、二千四百 九十餘字，是中國古代詩歌史上最長的一篇，幾千年來沒有人能打破這個紀錄。其結構的繁複、主題的豐富、情感的深厚，更是令人嘆為觀止。作為抒情詩，而能展開如此宏大的篇章，不能不令人嘆服屈原本人思想和個性精神的深度及廣度。

同時，我們也必須注意到他形式上的特點，正是由於他自設情節，使得一首抒情詩才能像敘事詩那樣逐層打開而逐層深入，深入到精神的深處，遊歷到精神之原的開闊地帶。抒情詩而有了「情節」，也就必然是象徵的、隱喻的，所以象徵和隱喻也是〈離騷〉的主要藝術手法。比起《詩經》的比、興，屈原「香草美人」的系統性設喻與上天入地、求女占卜等等自設情節的使用，是一次巨大的歷史飛躍。

不管怎麼說，屈原仍然是歷史上第一位偉大的詩人。我們可能聽這類表述太多了，但我是認真地說這話的。「第一位」，蓋因他之前尚無稱得上偉大的詩人，甚至連「詩人」也不易覓得。《詩經》中可考的作者也有多位，有幾位還頗有幾首詩保存在這被稱為「經」的集子中，但我總覺得，《詩經》之偉大，乃是整體之偉大，如拆散開來，就每一首詩而言，可以說它們精緻、藝術、有個性，但絕說不上「偉大」。

「偉大的詩人」，須有絕大的人格精神，可以沾溉後人；須有絕大的藝術創造，可以標新立異，自成格式，既垂範後人，又難以為繼。應該說，在這兩點上，屈原都當之無愧。就前一點而言，屈原已成為一種精神的象徵，雖然對他的精神價值，根據不同的時代需要，代代有不同的理解，比如有時我們理解為「忠君」，有時我們理解為「忠民」，有時我們又理解為「愛國」。總之，他已是我們在不同歷史時期的精神力量來源，重要的思想資源，人格精神的誘導。

就後一點說，「屈平辭賦垂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他在後半生的人生絕境中數量不多的藝術創造，已勝過楚國王族──也是他的祖先──幾百年創下的世俗政權的勳業。他寄託在他詩歌創造中的志向與人格，「雖與日月爭光，可也」──這是劉安和司馬遷的共同評價。

我們知道，司馬遷對歷史人物的評價，是一言九鼎的。屈原的藝術創新，「軒翥詩人之後，奮飛辭家之前」，超經越義，自鑄偉辭，「衣被詞人，非一代也」──這又是中國歷史上最傑出的文論家劉勰對他的評價。一個史界的司馬遷，一個文論界的劉勰，兩個在各自領域中的頂尖人物，對他的精神與藝術、人格與風格，作這樣至高無上的推崇，屈原之影響人心、折服人心，於斯可見。

所以，我說，屈原的作品，數量雖然不多，但卻幾乎都是「大詩」，有大精神，大人格，大境界，大痛苦，大煩惱，大疑問。大愛大恨，大悲大喜，他直往個性的深處掘進，絕不淺嘗輒止，絕不「怨而不怒，哀而不傷，樂而不淫」；他就往這不「中庸」的狂狷的路上走，絕不回頭，直至決絕而去，一死了之。他對邪惡，怨而至於怒了；他對自己，哀而至於傷了。較之《詩經》的節制，他的文學形式，他的篇幅與情感，真的是「淫」（過分）了。

所以，我上文說，《詩經》中任何一首詩，單列出來，都略顯渺小，它們靠的是群體的分量而佔有文學上的一席之地。屈原的作品，如〈離騷〉、〈天問〉、〈招魂〉，以及〈九章〉中的那些傑出的篇目，是可以單獨地自立於詩歌之林，單獨地成為一道風景，稱得起「大詩」的。即如他的〈九歌〉，寫苦寫痛，寫愛寫癡，寫戀寫愁，寫盼寫思，無不一往情深，直叫人有驚心動魄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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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選並改編自《中國人的心靈：三千年理智與情感‧面向風雨的歌者》

《中國人的心靈：三千年理智與情感》

作者：鮑鵬山

出版社：三聯書店

出版時間：2019年5月

原文鏈接：http://www.orangenews.hk/culture/system/2019/06/13/01011898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