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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戰爭:「兵家必爭之地」有多重要
來源:橙新闻    2023-12-01 21:18

 

【識港網訊】唐肅宗乾元二年(759)九月,將盛唐攪得天翻地覆的安史之亂進入了第四年。此時,安祿山雖然死了,但戰事依然膠著,史思明率領叛軍攻入了唐王朝的東都洛陽,不過,洛陽已是空城一座,人員、物資均被唐軍守將李光弼轉移走,叛軍在城內掠無所得。李光弼則率軍鎮守河陽南城,密切關註着史思明的一舉一動。

河陽,位於黃河孟津渡口的北岸,但凡黃河、長江這類天塹,渡口都是戰略要地,更何況孟津南邊不遠就是洛陽。而且,河陽有比舟船擺渡更便捷的渡河方式——浮橋。河陽橋始建於西晉泰始十年(274),但很快就毀於八王之亂和五胡十六國的混戰,直到北魏太和十七年(493),孝文帝將首都從平城(今大同)南遷到洛陽,隨行的宗室、大臣、扈從有百萬之眾,物資浩繁,若用船隻渡河運輸,相當費時費力,於是孝文帝下詔在孟津重建浮橋。史書記載,河橋建造歷時大約三個月,而孝文帝御駕及扈從人員僅用了兩天時間,便從河陽渡過黃河,平安抵達洛陽。如果沒有浮橋,只靠舟船往返擺渡,是難以做到的。孝文帝認識到河陽、河橋地位的重要,於北岸築造了城池,遣精銳的禁衛軍鎮守;在北魏末年至東魏年間,又在黃河中的沙洲上建造了中潬城;在黃河南岸的浮橋南段,建造了南城,史稱河陽三城,等於是把河橋從頭到尾保護了起來。

 

河陽三城與河橋示意圖

回過頭來說河陽之戰,叛軍守着洛陽這座空城,如同雞肋。若西進、南下,進犯潼關和長安,又害怕駐守河陽的李光弼率軍襲其後路。於是,史思明決定先攻取河陽。從十月起,史思明與李光弼圍繞河陽展開了激烈的爭奪。

當時,河陽守軍不過兩萬,糧草僅可支十日。史思明先是打心理戰,為了向唐軍炫耀武力,動搖其士氣,他每日將良馬千餘匹驅至黃河南岸洗浴,「循環不休以示多」。李光弼則從軍營中搜羅母馬五百匹,繫其駒於中潬城內;待叛軍良馬至河濱時,放出母馬嘶鳴不止,引叛軍的馬匹渡河,驅入城中,既挫敗了敵人之謀,又使叛軍多有損失。一計不成二計生,史思明企圖將河橋焚毀,斷絕黃河兩岸守軍的往來與供應。於是,他「列戰船數百艘,泛火船於前而隨之,欲乘流燒浮橋。」李光弼則準備了數百支百尺長竿,後用巨木支撐,竿頭裝上用氈布包着的鐵叉,以阻止火船,使其不得靠近浮橋,自焚殆盡。「又以叉拒戰船,於橋上發炮石擊之,中者皆沉沒,賊不勝而去。」

 

 

見此情形,史思明乾脆對河陽三城發動強攻,李光弼在中潬城坐鎮,並親自到持令旗到城東北角暸望指揮,在中潬城形勢危急時刻,李光弼麾下猛將荔非元禮率敢死隊突然殺出,大敗敵兵。三城的唐軍守將浴血奮戰,「斬首萬餘級,俘八千餘人,馬二千,軍資器械以億計」,最終瓦解了叛軍的強攻。由於河陽城內的存糧不多,史思明在攻城不利的情況下,又打起了截斷糧道的主意,他派兵到河清(在孟津縣黃河北岸),準備斷絕唐軍糧道。李光弼聞訊後,領兵於野水渡設防。傍晚,李光弼返回河陽,留牙將雍希顥率千人駐守營柵,李光弼叮囑他說:「賊將高庭暉、李日越,都是萬人敵的勇將,史思明必派他們來偷襲營寨。你留守在此,叛賊來了也不要迎戰,他們如果投降,你就帶他們一起回河陽。」諸將聽得是莫名其妙,紛紛竊笑。當夜,史思明果然遣李日越引兵至野水渡,襲劫唐軍營寨,並警告他:「抓不住李光弼,你就不要回來見我!」次日凌晨,李日越率軍到達唐軍營寨外面,得知李光弼已返回河陽,擔心自己回營後被史思明治罪,遂投降唐軍。

正是因為李光弼據守河陽三城,接連挫敗敵人的進攻,給予叛軍沉重的打擊,阻止了其西進,才保全了關中和京師長安。

 

 

類似河陽三城這種被交戰方投入重兵反復爭奪的「兵家必爭之地」,在軍事地理學中叫作「樞紐地區」,或是「鎖鑰地點」,其得失對戰爭的結局常常具有決定性作用——比如在金庸小說《神雕俠侶》中被大俠郭靖、黃蓉堅守了29年的襄陽。

武俠小說當然是虛構的,但襄陽自春秋以來就是連接江漢平原和南陽盆地的重要交通樞紐,幾條陸路、水路在此交會,使其成為溝通南北、承東啟西之地,加之襄陽北臨漢水,與樊城隔江相對,川流湍急,難以泅渡,在地形上易守難攻,故在軍事上具有極高的地理價值。在我國古代圍繞襄陽展開的戰爭當中,關雲長的「水淹七軍」無疑名氣最大,但持續時間最久、對戰爭全局乃至王朝更替影響最為重要者,要數蒙古滅宋之役。

 

 

南宋初年,岳飛領兵擊敗偽齊劉豫的部隊,收復了襄陽附近地區,並在當地駐軍屯田,作為邊防要鎮。到了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蒙古滅金,開始直接與南宋王朝接壤對壘。當時,南宋的防禦戰區主要有三處,分別是兩淮、京(荊)湖與川陝。荊湖的重鎮便是襄、樊。端平二年,蒙古開始對荊湖一帶用兵,雙方戰事膠着,端平三年三月襄陽的宋朝北軍將領王旻、李伯淵等人發動叛變,城內大亂,主帥趙范出逃,王旻等降於蒙古。「自岳飛收復以來,百三十年,生聚繁庶,城池高深,甲於西陲,一旦灰燼。」四月,南宋以孟珙為主帥,經過兩年多的努力,終於在嘉熙三年(1239)正月,收復了襄陽。但此時的襄樊地區已殘破不堪,成了雙方的「緩衝區」。直到淳祐十一年(1251),蒙古的蒙哥汗繼位,再度謀劃攻宋戰役,南宋才又出兵重佔該地。不過,在此期間,不論是孟珙還是他的繼任者都十分注重恢復襄陽的防務和經濟。經過數年的大力建設,襄陽「賴城高而池深與兵精而食足,士百其勇,將一乃心」,擁有精兵十二萬,重新成為荊湖前線的軍事重鎮,多次成功抗擊了蒙軍的進攻。以至於迫使忽必烈採取避實就虛的戰略,躲開襄樊而從信陽南下攻打鄂州。

 

岳飛

直到景定四年(1263),南宋降將劉整向忽必烈建議,於襄陽附近以開榷場為名修築城堡,獲得成功。勝利的天平開始倒向蒙元一側。咸淳三年(1267)十一月,劉整再次獻攻宋方略,主張以重兵進攻襄樊,在中路取得突破,然後既能西應巴蜀,又可順流東下,直取臨安。忽必烈採納了他的建議,先是圍困襄樊,切斷襄、樊之間聯繫,並阻斷其與周邊和後方的交通,同時屯重兵於襄樊城下,就這樣,經過長期準備,在圍困襄樊五年之後,咸淳九年(1273)三月,蒙軍對樊城發起猛攻,在攻城過程中,還使用了「回回炮」,給宋軍造成巨大的殺傷,守將牛富殉國,樊城陷落;襄樊本為唇齒相依,失去樊城後不久,襄陽主將呂文煥見突圍無望,又懾於元軍壓力,終以城降。

襄樊之戰,蒙古的耗費十分驚人。如忽必烈時期的大臣胡祗遹所稱:「我軍圍襄樊六年於茲,……以國家每歲經費計之,襄樊殆居其半。」而對於南宋而言,襄樊之戰失利,則是滅頂之災,此後不過三年,公元1276年,蒙元大軍直驅臨安,恭帝出降,公元1279年,崖山之戰,南宋滅亡。

 

襄樊戰役示意圖

正所謂「國之大是,在祀與戎」,戰爭是歷代統治者都十分重視的大事,更是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儘管一直以來,人們對戰爭的看法並不一致,有人看到的是「百戰沙場碎鐵衣,城南已合數重圍。突營射殺呼延將,獨領殘兵千騎歸。」有人感慨的是「男兒何不帶吳鈎,收取關山五十州。請君暫上凌煙閣,若個書生萬戶侯。」有人眼中則是「爺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干雲霄。」但講歷史,就免不了要講到戰爭,而講到中國古代那些大大小小的戰爭,除了將帥們的運籌帷幄,決勝千里,行軍佈陣,設伏奇襲這些戰略戰術之外,那些可以「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的「兵家必爭之地」也往往是最為史家和軍迷所津津樂道的關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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