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認為，一個社會的特點由多種維度構成，包括政治維度、經濟維度、文化維度等等。香港社會具有其特殊性，一方面作為中華文化圈之範圍，在各方面受內地影響；另一方面作為舊殖民體系長期浸淫的地區，深受西方價值觀影響。這種東西交融的屬性，造就了香港獨特的面貌，也凸顯了其衝突性的一面。在近兩年政治生態劇變後，香港既有價值觀念的西方元素在經濟層面、文化層面仍然根深蒂固。因此，就出現了政治轉型步調快于經濟及文化轉型的現象，由此產生的摩擦不可謂不多。僅就此次疫情而言，關於「動態清零」「與病毒共存」孰優孰劣的爭論，似乎早已超出了醫學範圍、經濟範圍，而成為一種價值取態。然而，病毒是不論東西的，每日暴增的確診人數和與日俱增的恐懼是真實的。這對於那些奉「西方模式」為圭皋的人來說，此刻恐怕也難以「言必稱希臘」了。

儘管如此，不少港人仍然對於施行於內地的「動態清零」政策心存疑慮。2月11日，香港民意研究所通過訪問7000名12歲以上市民的網上民意調查，結果顯示，57%的受訪者認為「與病毒共存」的抗疫策略更適合香港；贊成「動態清零」的占32%，有11%表示不知道。在受訪的民主派支持者中，則有89%支援「與病毒共存」，僅6%支援「動態清零」。這種民調是很能說明問題的——即便香港已經時疫橫行，但相當一部分港人仍願意相信西方的辦法，而對內地的舉措避而遠之。歸根結底，這是一種政治文化的不信任所造成的。

這一點不僅在疫情，香港回歸以來、尤其是修例風波以來的種種亂象皆可歸因於此。一些港人認為，只要跟內地沾邊的事情似乎都可以用「陰謀論」來解釋。所以就有了「反送中」「基因送中」等等一系列的認知偏差，把一件件正常的社會政策歪曲為剝奪港人自由、人權，最後被別有用心者煽動為重大社會動盪。所以，隨著疫情處置的拖遝，曾被公認為高效的香港政府，如今的形象似乎令人扼腕。那個講效率的香港在哪裡？這恐怕並非港府一己之過，修例風波所造成的信任危機難辭其咎。

事實上，香港社會之弊，其原因之一即在於浸淫西方殖民體系太久，對於東方文化體系及自身的祖國認知太少。不少港人身在21世紀，思維還停留在19世紀。他們哪裡知道，大英帝國的余暉連自己的本土都難以照拂。在習慣了動輒十萬計單日新增之後，英國的「與病毒共存」，更像是一場自欺欺人的「光榮革命」。人們可以把這種理念說的很優雅、很羅曼蒂克，然而當殘酷的現實與恐懼逼近時，又不得不把自己拉回真實之中。而可悲之處在於，許多港人面對殘酷的真實卻仍在心存僥倖而「不食周粟」。

香港處在中華文化圈中，就註定與西方的不同。認清這一點，香港社會才能放下思想包袱，面對危機，團結起來，一致行動。那些以港英遺民自居的人，更應通過這次疫情深刻反思，從中華文化中汲取智慧：商亡，殷商遺民伯夷、叔齊以食周粟為恥。當他們隱居在首陽山上自得其樂時，一個農婦之言點破了其自欺欺人的醜態——「子義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二人遂羞憤絕食而死，可謂「古之愚夫」也。殷鑒在此，香港還有多少這樣的「愚夫」？見仁見智。

本網評論員 熊貓哥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