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管港澳事務的韓正副總理在兩會期間接見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時，要求特區政府解決住房問題，雖然解決這個問題難度很大，但總要有「開始解決的時候」。多份報章在頭條位置大標題報道這條新聞，日前與幾個老友聊起這事，大家一致認為，中央高層領導人如此鄭重其事直指住屋問題，特區政府這回再不交功課肯定是過不了關，而「明日大嶼」不能算數。香港「深層次矛盾」講了很多年，終於要動真格，關鍵是特區政府何時「開始解決」及如何解決。

房屋問題是香港社會深層次矛盾的核心問題之一，由來已久。筆者一位好友上世紀六十年代初從潮汕到香港，與父母和兄弟姊妹一家七口擠在西環一間七十呎板間房，他說當年有瓦遮頭已屬難得。同一時期廣州以及珠三角城鎮，或者筆者的家鄉汕頭，普通市民的居住環境雖然比較簡陋，但未聞如此擠迫。七十年代香港經濟起飛，政府興建多個大型公共屋邨，很多基層市民的居住環境得到改善，不過買樓置業對不少基層家庭依然是一個難以實現的夢想，好不容易節衣縮食儲足首期上車做業主，又要再節衣縮食捱多十年八年甚至更長時間，才能供完一個四五百呎單位，一旦遇上樓價大跌慘變負資產，隨時災難臨頭。回歸前港英政府推行高地價政策，回歸後不僅沒有改變甚至地價更高，公屋輪候時間不縮反增，平均超過五年半，在房屋問題上，香港仿若生存在另一個時空，「不知有漢，無論魏晉」，迄今人均居住面積僅及一河之隔的深圳，以及上海、新加坡三分之二，由於政治生態劣化，房屋問題更演變成為政治問題。

回歸初期董建華「八萬五」計劃夭折之後，歷任特首對解決土地房屋問題都顯得束手無策，明明香港有大量未開發的土地，土地運用率僅及新加坡一半，但歷屆特區政府都陷入「無地建屋」的困境。香港的土地究竟去了哪兒？這個問題其實不難回答：一是郊野公園。全港四成土地被納入郊野公園及特別地區範圍，總面積達四萬四千三百公頃，香港人均佔有郊野公園面積世界第一。二是農地，總面積約四千四百公頃，八成以上荒廢，當中不少早已成為各大地產商的囊中之物。其三是棕地，全港棕地佔地一千四百一十四公頃（未包括一百六十五公頃沒有營運的棕地。數字來自規劃署），大部分業權在私人手中。其四建丁屋，按現有規定，每間佔地七百呎的丁屋只能建三層，土地資源極大浪費。

表面上看似乎很簡單，以上四個方面的土地即使只有一兩個可以鬆動，香港何愁沒有土地可建房屋？但迄今為止，卻沒有一屆特區政府能夠在以上四個方面取得任何突破。林鄭月娥上任後搞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土地大辯論」，發動全民找地，結果卻是繞過以上四個現成的途徑，另闢蹊徑推出一個投入六千多億、最快六年後才開始填海、十三年後才有屋可住的「明日大嶼」計劃，在經歷前年「修例風波」和去年至今新冠肺炎疫情雙重打擊，一年赤字達三千億的情況下，特區政府依然要求立法會撥款研究推行「明日大嶼」計劃。

改變的時候終於到來了。在香港國安法實施大半年、「愛國者治港」原則正在全面部署落實之際，韓正副總理明確提出解決土地住房問題的要求，以筆者的理解，這是中央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組合拳之一，這場由中央主導的「愛國者治港」大變革，最終目的是要讓廣大市民特別是基層市民得益受惠。現在無論是要修改郊野公園條例，劃出部分邊陲地區建屋，還是在農地、棕地以及丁屋方面採取措施達至增加土地供應的目的，特區政府採取行動的時機比以往任何時候更有利、更成熟。

其實官府有的是辦法，況且手握收地權力，以往也曾經動用過，只因牽涉各方巨大利益，各種關係盤根錯節，故此覓地阻力山大，實際上特區政府本身就是畸形樓市的最大得益者之一，不僅每年賣地是庫房收入的重要來源，而且透過房協、房委會和港鐵成為大發展商，而多年來反對派阻撓施政無所不用其極，有目共睹，官府於是有大條道理一年拖過一年，一屆拖過一屆。但這回不同了，中央親自出手幫特區政府清場，反對派布不成陣，再也無法在立法會阻住地球轉，特區政府名副其實行政主導，再無理由說覓地難吧。林鄭月娥本屆任期還有一年多，明年三月舉行下屆特首選舉，在此之前，特區政府必須在土地供應方面取得突破，交出功課，否則很難向中央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