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識港網訊】有關於香港文學的起點，文學史最早追溯到1874年王韜創辦的《循環日報》。其實還可以往前追溯，那就是1853年創刊的《遐邇貫珍》。作為香港第一份中文期刊，《遐邇貫珍》深具歷史價值。《遐邇貫珍》由馬禮遜教育會創辦，先後由傳教士麥都思（W.H. Medhurst）、奚禮爾（C.B. Hillier）和理雅各（J. Legge）三個人編輯。《遐邇貫珍》本身篇幅不大，少至二三篇，多至七八篇。刊物每期都有一個固定的「近日雜報」新聞欄目，其他的有雜論、遊記、翻譯等。它雖具傳教性質，卻已經大體上是一份現代意義上的報刊。

《遐邇貫珍》第1期有一篇「序言」，估計出自麥都思之手。「序言」開始介紹了中國之地大物博，古代文明遠遠領先於異邦，然而在近代以來落後了，被歐美所超越。落後的重要原因是封閉。文章談到，中國一向沒有報刊，「中國除邸抄載上諭奏折，僅得朝廷舉動大略外，向無日報之類」。他們希望以《遐邇貫珍》為先行，引導中國現代報刊，「其內有列邦之善端，可以述之於中土，而中國之美行，亦可以達之於我邦」。

近代傳教士在中國辦的第一份期刊，是1815年馬禮遜和米憐在馬六甲創辦的《察世俗每月統記傳》。此後，倫敦傳道會又創辦了《特選撮要每月紀傳》（1823年，巴達維亞）和《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1833年，廣州—新加坡）。在鴉片戰爭之前，倫敦傳道會已經在南洋擁有了馬六甲、新加坡及巴達維亞三處印刷廠。這些報刊主要是為了宣傳宗教，不過非宗教的篇幅逐漸增加。《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是中國境內創辦的第一份中文期刊，初期在廣州，後來移到新加坡。它的宗教內容已經少了很多，可以說是一份世俗刊物了。

《遐邇貫珍》是接此脈絡而來的，它涉及的範圍更廣。《地形論》（1853年第2號）、《慧星說》（1853年第3號）和《地質略說》（1854年第3、4號）等文涉及的是地理、地質、天文等，《極西開荒建治析國源流》（1853年第4號）、《花旗國政治制度》（1854年第2號）和《英國國史總略》（1855年第9期）等文涉及的是英美歷史知識和政治制度，《火船機制述略》（1853年第2號）、《生物總論》（1854年11號）和《熱氣之理總論》（1855年第8號）等文介紹機器、生物和物理等方面的知識，《佛國烈女若晏記略》（1855年第5號）、《西國詩人語錄一則》（1854年第9號）等文牽涉到西方文化、文學的方面。從地理、歷史到科學、政法等，傳教士試圖通過《遐邇貫珍》重組中國人的心智，他們既有傳教和殖民的動機，文章也有現代知識傳播的效果。

《遐邇貫珍》上其實有不少中國人寫的文章，據日本學者考證，《西國通商溯源》、《粵省公司原始》等文可能出自王韜之手，《英國國史總略》、《續英國國史總略》可能出自蔣劍人之手，法國聖女貞德的傳記《佛國烈女若晏紀略》和《馬可頓流西西羅紀略》應該是蔣劍人與艾約瑟共同撰寫的介紹西方文學文章的一部分。《景教流行中國碑大耀森文日即禮拜考》則標明了作者為中國科學家李善蘭。

對於香港文學而言，最重要的是幾篇遊記散文。《遐邇貫珍》的文章不署作者，在中文目錄上和文章裏都看不到作者的名字，這是人們無法確定作者及其國籍的原因所在。然而，在英文目錄中，這幾篇遊記散文卻都被標明是「Communicated by a Chinese」，因而可以確定這幾篇遊記散文的作者是中國人。這幾篇遊記散文分別是《琉球雜記述略》（1854年第6號）、《瀛海筆記》、《瀛海再筆》（1854年第7、8號）、《日本日記》、《續日本日記》和《續日本日記終》（1854年第11號、12號，1855年第1號）。這幾篇散文所佔刊物的篇幅都頗為不小，第6、7、8號的《遐邇貫珍》，除了新聞和伊索寓言翻譯這兩個固定欄目外，全刊都只有《琉球述略》、《瀛海筆記》及《瀛海再筆》一篇文章，成為這一期刊物的主體，《日本日記》更是連載了三期，可見《遐邇貫珍》對於這幾篇散文的重視。

從題目可知，《琉球雜記述略》是琉球遊記，《日本日記》是日本遊記，《瀛海筆記》在題目上未提供國名，實乃英國遊記。據考證，《琉球雜記述略》的作者可能是錢蓮溪，他是與傳教士有密切關係的人。《日本日記》的作者是廣東商人羅森，1854 年他隨美國艦隊訪日，寫下了近代中國人訪日的最早的文字之一。《瀛海筆記》的作者是燕雨耕，此文是他於咸豐初年隨英駐京公使威妥瑪（Thomas F. Wade）去英遊覽的結果。這幾篇散文在文字上有時頗具文采，如《瀛海筆記》開頭是：「友人云，壬子二月初，由香港附西國海舶，揚帆登程，向西南駛行。二三日猶隱約見山，海水深藍如靛，十餘日則浩渺無邊，汪洋空闊，不見涯岸島嶼，惟飛鳥黑白成群，翱翔覓食，或飛魚鼓翅舞躍，亦時隨舟中，為人所捕。」可以說，它們既有思想價值也有文學價值。

《遐邇貫珍》安排這幾篇中國人的文章，應該說有其用意，旨在通過中國人的現身說法，提供中西差異的說明。正如筆者在《小說香港：香港的文化身份與城市觀照》（點擊書名見書介）一書中所分析的，《遐邇貫珍》本身的敘述策略即是褒揚英國而貶低中國，建構香港的殖民認同。

不過，接觸西方的近代中國的知識者，已經不再可能是單一主體。中國作者可能受到傳教士的影響，但敘述體既已翻轉，其中的含義即可能產生了變化，東方主義轉成了主動向西方學習。王韜在《瀛海筆記》的開頭，即將其與魏源的《海國圖志》和徐繼畬的《瀛環志略》相提並論。

作為鴉片戰爭以後第一份可以自由流通和閱讀的刊物，《遐邇貫珍》在當時廣有影響，銷售除香港外，還有廣州、上海等地區。據1856年第5號終刊號《遐邇貫珍告止序》：「《遐邇貫珍》一書，自刊行以來，將及三載，每月刊刷三千本，遠行各省，故上自督撫以及文武員弁，下遞工商士庶，靡不樂於披覽。」如此一份在近代史上具有重要價值的刊物，出自於香港，足見香港在近代以來西學東漸中的前沿位置，而中西文化的混合性也說明香港文學的後殖民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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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選並改編自《報刊香港：歷史語境與文學場域》

《報刊香港：歷史語境與文學場域》

作者：趙稀方

出版社：三聯書店

出版時間：2019年7月

原文鏈接：http://www.orangenews.hk/culture/system/2019/09/04/010125543.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