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識港網訊】跑了上海一趟，在虹橋和內地的朋友吃飯，他們的理想是如何在不改變現有環境下，創造未來。回到香港，是另外一群文化人的聚會，他們認為社會要有移山劈石的大改革，明天才有希望。

由過去到現在，我都害怕明天。未來是可怕的黑洞，憂慮今天做對了什麼事情，明天才不會在黑洞裏遇到怪獸？每次為未來打算，都苦於判斷，到底問題多大？自己的能力多大？解決方法的準確性又多大？數十年了，有些路走對，有些走錯，但是，深信不疑的是生命如一場博彩：一點一點的下注，就算錯了，還有機會翻身，但是，如果孤注一擲，釀成大錯，則傷害極大，回頭最難。在妥協現實和追逐理想之間，絕對不是「零和」遊戲，而是如何把兩者合起來，產生「第三度空間」，方案雖不是初心，但亦有後著。在這種不完美中改善現狀、發展未來，是最寶貴的。

最近，跟香港舞蹈團的藝術總監楊雲濤聊天，他談到人生、話及香港、觸著藝術，更加強了我對「第三度空間」的看法：推力和阻力，兩者除了對抗，原來可以合二為一，變成新的力量。

香港舞蹈團，俗稱「九大藝團」之一，是政府大力支持的表演團體，它在1981年成立，至今演出超過一百齣作品，近期有《風雲》、《倩女‧幽魂》、《中華英雄》、《三城誌》等，他們的海外演出，踏足十多個國家和城市。

楊雲濤移居了香港快二十年了，在香港成家立室，生了小朋友，一個2013年出生，另一個在2016年。他說：「我除了廣東話有口音，其他生活模式，差不多百分之一百香港。我也入鄉隨俗，海外家僱也聘請了，可是，過去在內地的成長，和今天『香港人』的身份，給了我很深的感受。最好玩的例子，是我和太太都是內地人，可是，活生生在我家裏的兩個小孩子，卻是標準『港童』，他們還教我講廣東話，我會問：他們為什麼是我的孩子？為什麼不在白族長大？他們未來的心路，和我這背景的爸爸，又距離多遠呢？」我說：「香港人現在好像有兩類，1997年前已在香港生活的，和在97年後從內地移來香港的，哈，你是『新香港人』，當中有些被視為香港的社會負擔，但是像你這些精英，正為香港作出優秀的貢獻，也為香港創出了『第三度空間』。所以，面對新移民，各有各的情況，真的不應該『一竹篙打沉一船人』。」

楊雲濤說：「哈，我更複雜。雖然我是中國人，但我不是漢人，我的祖先是少數民族的『白族』，我的皮膚是白白的，樣子也不是漢族人。我在雲南的艱苦環境下出世，八十年代，在11歲的時候，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到雲南招收少數民族的小孩子，去北京接受長期的專業舞蹈訓練。當時，可能我好動、身材比例又適合，被挑選上了。於是，一個還在哭的小朋友，坐進往北京的火車，接受一輩子將要成為舞蹈員的現實，更要學習和來自新疆、內蒙、廣西、江蘇各地小孩子，一起生活的現實。當時，在學校的生活，永遠是上午跳舞，下午上課，一年只可以在夏天和冬天回雲南老家一次，我感覺自己好像一個『野生小孩』，老早便從泥土裏拔出來，面對不可預測的改變。當時，我不會抗拒，改變對我來說，是肯定的。」

「到了18歲，順利考上大學，可是畢業後，舞蹈員的崗位將會是分派的，我可能會在一個舞團老死，我不想未來的舞蹈事業是這樣，但是也不想對抗，於是尋找其他出路。在1992年的春節，我沒有告訴老家的爸媽，坐上空檔無人的火車，望著煙花，離開熟悉的北京，我要去廣州發展；我在想：北京的春節煙花不會因我而改變，但是，下次回來，我要告訴煙花，我找到了生活的美好。」

「廣州當時很雜很亂，是一個花花世界，有許多夜生活，還可以看到香港的電視節目，我參加了廣東現代舞團，工資不高，生活也不好，可是我熱愛舞蹈，而且領導曹誠淵用心培養我們，所以決定堅持下去。」

「到了1999年，廣州的現實環境，已到了一個『盡頭』，我喜歡跳舞，但是又不滿現實，只能走出新的空間。於是，我又回到北京，做了一個『自由舞者』，沒有舞團的束縛，容許我自由創作，還拿了一些編舞的獎項。『自由舞者』是現實和理想之間的一個空隙，給我抓住了。2001年，香港舞蹈團來了北京，第一次招聘國內的舞蹈員到香港工作，他們挑選了我，我嚷叫『太興奮了！我不知道香港的日子會怎樣，但是在跳舞這框架下，給我注入新鮮空氣！』。」

「在2002年，我隻身到了香港，頭也不回，把北京的東西，送的送、賣的賣，只帶著媽媽送給我的棉被，而接機的人，覺得我像丐幫。但是，那是媽媽給我溫暖的禮物，我一定要它陪伴身邊，而且，只要有這張棉被蓋在身上，多麼寒冷的晚上，總會渡過。來香港那年，我已經27歲，比起其他19、20歲的團友，我算是老了，經歷過世情的我，和這些『跳跳紮』的小鬼擠在一間西環的宿舍，我樂於重新適應。我人生的哲學便是：有部分的現實要接受、有部分的現實要放棄，必須在接受和放棄之中，摸索新的可能，製造新的機會。到了今天，我仍然生活於這個態度、這種狀態，這一種擺平好壞的方法，成為自己生命的信仰。」

「2005年，我30歲了，已經是香港舞蹈團的『首席舞者』，也拿了許多獎，但是我決定換換環境，去CCDC（城市當代舞蹈團）闖闖。CCDC沒有『首席舞者』這個位置，我只是一個普通舞員，人工也比香港舞蹈團少了一半，但是，我不想『停』下來，我要在現實這四面牆之中，找到新的空間。當時，除了香港舞蹈團，最有規模的，便是CCDC，在那裏，我參與了舞蹈創作和教育的工作，我觀察大師如黎海寧是怎樣編舞的。CCDC容許外面有其他工作，於是，我參與了香港舞蹈團製作的一齣音樂劇叫《邊城》2位編舞之一的工作，反應很好，《邊城》讓我真真正正地建立地位，也開始薄有名氣。」

「到了2007年，香港舞蹈團招聘助理藝術總監，這可能是我另一個事業的機會，於是我申請，獲聘了。在2011年，我去了美國進修，在那裏，沒有人認識我，以往的光環不再，人也自覺渺小，只能在接受和適應中，尋求自己的價值。而在2013年，香港舞蹈團把我提升為『藝術總監』，就這樣，我便留在香港舞蹈團至今。」

我大膽追問：「雲濤，你還在尋找新的空間嗎？」他認真地說：「面對現實，總有妥協的部分，我在香港建立了家庭，也有小朋友，他們在這裏唸書，如果我再往外面闖，是不現實的。所以，總要學習滿足於現狀，我在香港，在一個藝團的高高位置，我的未來天空，便是如何把藝團和自己的藝術水平提升，在限制當中，創造理想。」

我再問：「你喜歡香港嗎？」雲濤答：「如所有現實，總有好的和不好的。例如香港地小人多、生活急促、嘈雜繁亂，這是不好的一面；但是，我們的社會，是自由和開放的，我們香港人接受四方八面的動力，又讓這些動力改變自己，而自己又把新的動力輸出去。香港又中又西、既老且新，可傳統又可前衛的生活方式，是全世界獨一無二的。」

雲濤舞動手指：「我覺得活好生命，有三個層面，第一，明白大「形勢」，當形勢比人強，有些形勢是個人不可逆轉的；第二，便是在形勢的限制下，找到個人的大『方向』，例如你喜歡做研究的、從商的、搞藝術。做人，一定要知道自己在生命裏，想走那一條路，不然，便會渾渾噩噩；第三，便是『努力』，雖然有了大方向，你只是忙於想著明天怎樣？過多的『怎樣』其實於事無補。我常常和身邊的朋友說：『今天做得好，明天會更好；今年做得好，明年便更好。』雖然現實是個命運，但是智慧和努力是改變命運的手段。而智慧不單是對抗，而是在接受現實下，如何找尋第三種可能。內地人面對改變，往往說『沒事，沒事』，香港人喜歡說『大件事，大件事』。」

我問雲濤：「你未來如何為香港的舞蹈藝術貢獻？」他笑著：「我每天都在努力，嘗試著不同的東西。內地的舞蹈，強調『共性』，一大群舞者在舞台，整齊地一起舞動，產生壯觀和悅目的視覺效果，可是，我們香港要強調『個性』，要避免舞台上有『財大氣粗』的感覺，但是，同時也不要讓觀眾覺得舞台上的我們只是東施效顰。我希望香港的舞蹈，在國際上代表著某種精神面貌、某種文化底蘊、某種藝術選擇。」

感謝雲濤，他讓我想起當今出色的希臘舞師Dimitris Papaioannou （大家有沒有看過他最近在香港文化中心《偉大馴服者》(The Great Tamer) ）的演出？他說：「我任由自己暴露在混亂和不安之中，因為現實就是如此……不過當我經歷愈多，愈發現『控制』是不可能的，有時候，控制更是不必要。學習游泳，總比學習控制海洋容易。」我也想起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另一句話，他說：「Few people have the imagination for reality 」。朋友，人生沒有最好的年代，也沒有最壞的年代，更沒有最後的年代。在現實和理想、失望和憧憬之間，總有第三度扇門。

《桐城縣志略》記載清代康熙年間，有兩家人，張宅和吳宅，他們因府邸之間的一幅牆而大吵起來，結果，雙方把牆各退讓三尺，兩家之間便空出了六尺，成了一條方便自己，也方便路人的巷，後稱「六尺巷」，並立牌坊。在社會和藝術兩方面，我們香港還可以有六尺巷這「第三度空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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