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寫這篇文章時，香港的街頭運動仍在繼續，儘管引發爭議的《逃犯條例》修訂已暫緩。這場街頭政治運動是2014年「佔中」的新階段。

造成兩場街頭運動的直接原因或許有差別，但同樣之處在於它們都源自許多香港人的焦慮，他們擔心受到中國中央政府的支配。我不知道這樣的街頭運動要持續到什麼時候，但我很確定它最終會達成什麼效果：一事無成！

自從19世紀末晚清以來，不管中國實行帝制、共和制還是共產主義制度，中國政府的合法性向來建立在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基礎上。我認為中國中央政府不會急於直接管控香港，但它也絕不會在國家統一的問題上做出任何妥協。

暴力示威破壞「一國」

在香港和西方人士看來，「一國兩制」這四個字的重點在於後兩個字「兩制」，但中國中央政府顯然更在乎「一國」。北京方面願意容忍「兩制」的前提是「一國」不受影響。但香港示威者──尤其是那些違法、訴諸暴力的人──恰恰在破壞「一國」這個前提。

北京方面不會貿然採取行動。內地有更大、更迫切的問題要解決，這些問題因為中美貿易戰而變得更加突出，所以在香港問題上可以等。畢竟，香港會去哪裏？香港又能去哪裏？它無處可去。除了翻翻嘴皮，哪個國家會真的給示威者提供實際支持？沒有國家。

西方人在看待香港問題時，一般都將其解讀為香港人在要求更多權利與自由。也許香港人確實想要更多民主。我覺得他們的理想主義和勇氣固然可嘉，但我懷疑他們沒有常識。

從1843年由港英政府開始管治香港，到1997年回歸祖國，這155年期間，英國一直把香港當做「殖民地」來管治，而不是什麼民主政體；香港人是英王的臣民而不是英國公民。

只有等到港英管治即將壽終正寢的時候，港英政府才突然改惡從善，一下子把香港人政治的期待提高到沒有任何政府能夠滿足的程度。

今天的香港人是公民，是中國公民。他們在「一國兩制」下享有的權利與港英時期沒有太大的差別，但比內地中國公民享有更多的權利。還想指望什麼呢？

香港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多民主，而是更好的治理。良好的治理離不開政治代表，但它們並不是同義詞。

許多香港青年之所以上街遊行，是因為他們有一種挫敗感，而造成這種挫敗感的是他們對未來失去了信心。香港的平凡百姓幾乎不可能買得起房，甚至稍微體面點的房子連租都租不起，其引發的社會後果遠遠超過住房問題。要實現政治穩定，就需要廣大的利益與體制緊密相關的有產階級。2018年，香港住房自有率剛剛超過49%。而在新加坡，這個比例是91%。

我懷疑在所有香港人裏面，唯一讓英國在意的是那些商業大亨。只要他們象徵性地服從港英政府，基本上就隨便他們怎麼發橫財也沒人管，他們發財倫敦也跟着發財。香港老百姓之所以能享受到一些權利，完全是因為港英要為商業大亨創造發財的條件，只是順便讓普通人沾了光。

香港回歸之後，這些商業大亨的權力沒有被剝奪，但他們大部分財富可能已經不在香港了。正是他們的權力阻撓了香港改善治理，以及制定合理的住房政策。令我感到驚訝的是，普通香港民眾的憤怒和挫敗感竟然沒有直接指向這些富豪。

我不認為北京方面會直接干預來穩定香港，因為這樣做對香港是一個嚴重打擊。同樣，我也不認為中國政府的耐心是無限的。

香港穩定裨益亞洲

長遠來看，發生在香港的事端只會使中國政府堅定決心好好整治這塊地方，否則就無法無天了。不採取措施將對中國的統一造成更大的影響，特別是未來還要用「一國」的框架解決台灣問題。與「一國」相比，香港能不能維持繁榮，對中國政府來說是個次要的考慮。

人們經常把新加坡和香港看作競爭對手。兩者當然有某種競爭關係。新加坡可能因為香港的麻煩獲得一些短期利益，不過真正深謀遠慮的新加坡人明白，穩定繁榮的香港才符合新加坡乃至整個地區的長遠利益。新加坡對香港報以同情，這如同你的朋友或親人感到絕望地想自殺時，你向他表示同情。大多數新加坡人絕不會效仿香港人。與香港不同，新加坡是個獨立的主權國家。我們的命運掌握在自己手裏。我們只能期望香港能在干預到來之前自行穩定下來。

示威者要明白一件事，修訂《逃犯條例》恰恰是在強調「兩制」。否則，既然都「一國」了還修訂什麼呢？另外，無論修不修訂條例，難道逃犯躲在香港就能躲掉內地的法網嗎？

註：原文刊於7月10日《南華早報》，原題為《嚴峻的真相：香港抗議逃犯條例沒有任何意義》，小題為大公報編輯所加，內文略為刪節（翻譯：范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