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識港網訊】今年香港書展的主題是「科幻及推理文學」，或者可以說，這些年的華語科幻小說異軍突起。在幾代科幻作家的努力下，這個一度略顯小眾的文學類型，影響力不斷擴大，不僅試圖「登堂入室」進入嚴肅文學範圍，並逐漸開始形成自己獨特的東方敘述。

今天再提葉永烈、童恩正、鄭文光這些內地上一代科幻小說家的名字，已經恍如隔世。科幻小說隨着西學東漸的歷史被介紹到中國，以魯迅、梁啟超為代表的知識分子翻譯了諸多威爾斯、凡爾納等人的科幻小說，向讀者推廣科學普及知識。

　　從科普過渡人性展現

很長一段時間裏，我們的科幻文學更多的是科普文學。從一九○六年出版、由徐念慈創作的《新法螺先生譚》，講述新法螺先生離開地球、去到太空，又重返地球的奇遇，當中涉及力學、天文學、動植物學、醫學等方面的科學知識；到一九五○年張然創作的《夢遊太陽系》，藉主人公夢遊月球、太陽、火星與天王星的旅程，比較全面地介紹了有關太陽系的知識；到後來諸如鄭文光的《從地球到火星》、葉永烈的《小靈通漫遊未來》等作品，皆是科普性大於文學性。《從地球到火星》甚至引發當年北京的火星觀測熱潮，但由於這些作品多屬兒童文學，不僅文學性稍弱，亦限制其主題的深度，始終難登大雅之堂。

到了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內地科幻文學迎來發展高潮，以童恩正為代表的作家們開始提倡並着手將科幻小說的重點從科普轉向反映人性和現實。鄭文光在《飛向人馬座》中，儘管依舊難免有過多篇幅的科普性內容，但其以人的命運作為小說建構的核心的嘗試，對於當時的內地科幻小說而言，已是一次進步；童恩正一九七八年發表的《珊瑚島上的死光》，講述科學家阻止新式武器威脅人類的故事，開始出現對技術的反思。在這一代人的奠基之下，內地科幻小說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迎來新浪潮，以劉慈欣、韓松、王晉康為代表的科幻小說作家，探索科幻小說更多的發展方向，科幻開始脫離小眾，並試圖向嚴肅文學進軍。

在這些小說作家中，不管是從美學形式還是內容立意上講，韓松都是更具有傳統文人氣質的一位。在其代表作《宇宙墓碑》中，韓松通過意識流的寫作方式，用主人公的內心獨白，展現作者本人對於存在與死亡的宇宙觀。他曾表達過：「科幻小說的實質其實就是反映現實，然後描寫人和人性深處最秘密的東西。科幻離不開對人性的批判。」傳統文人以史為鑒，韓松則通過未來反照現在，其近來的「醫院三部曲」，從第一部《醫院》描述人在「藥時代」中如何被治療；到接下來的《驅魔》，講述世界被人工智能統治、病人成為算法的一部分、藥戰爭代替核戰爭的故事；到第三部《亡靈》，構建了第二部主人公復活後見證的醫學大同社會，藥帝國崛起又崩潰。三部作品勾勒出一個人人皆病人的「宇宙醫院」，思考人與宇宙的生死問題。韓松作品的主題常常充滿魯迅式的思考，用科幻作載體，卻無處不是魔幻現實主義的影子。他對待科幻小說的態度，與上一代的台灣科幻小說作家張系國類似，視科幻小說為嚴肅文學，表達人文的主題。

劉慈欣的科幻小說，則更像我們所理解的西方「科幻」。但儘管有着美國科幻黃金時代的太空歌劇的宏大世界觀，也從不掩飾對亞瑟．C．克拉克等西方科幻小說作家的崇拜，劉慈欣作品的內核是非常中國式的。在其小說《吞食者》中，當人類面臨滅絕，最後的戰士躺在地上等待死亡時，將希望寄託到他頭上的螞蟻，希望這小蟲能以他為養分在地球上再創造一個世界。這不是簡單的樂觀主義，這是余華「人是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的變奏。

　　香港科幻的神秘主義

與內地科幻不同，香港科幻有着明顯的本地特色，具代表性的如倪匡的作品，當中充滿各種鬼神，這與香港文化息息相關。內地自新文化運動宣傳賽先生（Science，科學）起，到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論傳播，主流文化提倡科學，反對迷信，而鬼神則成為迷信的代表之一；基於科學幻想的原則，自然是要遠離鬼神的。但香港並非如此，對超自然力量的崇拜始終是一些人生活中的一部分，倪匡以「衛斯理系列」為代表的作品，便常常脫離自然科學，進入「神秘主義」領域；另外，如本屆書展同樣有推介已故香港玄幻武俠小說作家黃易的作品，亦有涉獵科幻元素，但這些探索到底是「東方科幻」還是「玄幻」，則見仁見智。

　　科幻內核中西大不同

當下隨着劉慈欣的《三體》在全球範圍內受到熱捧，華語科幻在世界範圍內的影響力都在擴大。科幻小說雖然來自西方，但中文作家們也一直在尋找中國式的表達方式。

除了香港的東方科幻，內地作家王晉康曾在《生死平衡》中對西方科技進行反思，將中醫作為科學的另一種方向進行宣傳。劉慈欣面對技術近乎狂熱的樂觀，則與鄭文光、葉永烈等上一代小說作家一脈相承，其作品都較少出現對技術的負面描寫，劉慈欣筆下的技術甚至幾乎成為一切問題的答案，其對科幻世界的描述有一種巨大的悲劇感作底色，又顯示出頑強的生命力。這也是華語科幻與西方科幻在內核上最大的不同之一。

西方科幻的主題從威爾斯開始便帶有反技術傾向，如今後人類主義方興未艾，面對人們當下幾乎被技術綁架的現實，面對人文主義受到威脅的現狀，作家們批判技術、恐懼後人類時代的到來。這種科幻小說中對待技術的危機感，某種程度上是資本主義對自身可能面臨失控的危機的反思，而羅莎．盧森堡早就說過：「不是社會主義，就是回到野蠻狀態」，對此問題不同的選擇，也許才是中西科幻對待技術態度不同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