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識港網訊】說北宋詞，柳永是當之無愧的第一大家。可這「大家」那時候大家都不大喜歡他，首先是最最「大家」──皇帝老兒就不喜歡他，然後是晏殊、歐陽修、蘇軾等「大家」也不喜歡他。

宋仁宗讀了他的《鶴沖天》「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後頗氣惱：如此漠視體制的尊嚴，把政府放在什麼地位？於是親自拿筆把柳永的名字從科舉榜上勾去，還說了一句頗下流的話：「且去淺斟低唱，何要浮名！」這是吳曾《能改齋漫錄》上的記載。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十九引《藝苑雌黃》上的記載大概是另一版本：

柳三變……喜作小詞，然薄於操行。當時有薦其才者。上曰：「得非填詞柳三變乎？」曰：「然。」上曰：「且去填詞。」由是不得志，日與獧子縱遊娼館酒樓間，無復檢約，自稱云：「奉聖旨填詞柳三變。」

從他自稱「奉旨填詞」，可見這傢伙確是不大嚴肅。但這也是那「頗好詞」的仁宗皇帝「大家」逼的。我則有些喜歡這種調侃神聖的氣質。中國的知識分子，慣於在體制的框架內追尋自己的位置，三月無君，惶惶如也，柳永敢於宣稱「淺斟低唱」的體制外生活強於體制內的地位名聲，也算是有勇氣與見識。這也就使他與其他「知識分子」──士大夫們拉開了距離。

他把「政府」的尊嚴不放在眼裏，政府當然也排斥他：

柳三變既以詞忤仁廟，吏部不放改官。三變不能堪，詣政府。晏公曰：「賢俊作曲子麼？」三變曰：「只如相公亦作曲子。」公曰：「殊雖作曲子，不曾道彩線慵拈伴伊坐。」柳遂退。（張舜民《畫墁錄》）

沒官做，當然要找政府，但當時政府首腦是晏殊，晏殊雖亦作曲子，卻不喜歡柳永的曲子。兩者的區別即在於，晏詞雅，柳詞俗。當時後來，罵柳詞俗的人很多，「格固不高」、「韻終不勝」、「雜以鄙語」、「詞語塵下」（陳振孫、李之儀、李清照等人語）。

「彩線慵拈伴伊坐」是晏殊舉出的例子。全詞如下：

自春來，慘綠愁紅，芳心是事可可。日上花梢，鶯穿柳帶，猶壓香衾臥。暖酥消，膩雲嚲，終日懨懨倦梳裹。無那！恨薄情一去，音書無個。

早知恁麼，悔當初，不把雕鞍鎖。向雞窗，只與蠻箋象管，拘束教吟課。鎮相隨，莫拋躲。針線閒拈伴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陰虛過。（《定風波》）

這是「小女人」詞。自溫庭筠至五代，這類「小女人」心理、「小女人」形象就一直有，但柳永是登峰造極。為什麼？因為前人是小令，寥寥數語，無論是刻劃心理，還是描摹形態，都點到為止；而柳詞則是慢調，他盡有鋪敘功夫，轉折騰挪，點染描畫。

溫庭筠一句「懶起畫蛾眉，弄妝梳洗遲」十個字，在柳永這裏，改變成了整個上闋五十個字。他多了心理刻劃，多了情態描摹與環境烘托，「綠」前多了「慘」，「紅」前多了「愁」，「酥」前多了「暖」，「雲」前多了「膩」，難怪晏殊把「針線閒拈伴伊坐」記成了「彩線慵拈伴伊坐」，「彩」寫線之色，「慵」則寫人之情態，晏殊記錯的地方，正是他對柳詞特徵把握很正確的表現──如果讓晏殊來寫模仿柳永的詞，他會寫得比柳永還柳永呢。問題就在於，晏殊他們拒絕這樣寫，因為他們有士大夫的「雅」的堅持。

柳永沒有這樣的堅持，他就是「俗」，並且決絕到底，俗到家了。他體現的是大眾的、世俗的審美眼光。在此詞這樣的一個女性形象裏，我們看不到什麼象徵，我們也不會產生什麼更寬廣的聯想。

是的，柳永不要象徵，也不要我們聯想，他就是要直白地、露骨地寫一個小女人的心態，並且沒有什麼社會指涉。他甘心就這麼淺層次。或者說，在他的詞裏，表層之下，沒有深層。他不用比興，他只要賦──只要鋪敘，描摹，直抒胸臆。在這樣的詞裏，他不言志，不載道，只言情，而且是代他人寫情，揣摩一般人的一般情懷，而不是特殊的個體感受。

可以說，他是作家中最沒有道德的──我的意思是說，他的作品處在道德與不道德之間的那種狀態：他自覺地不去承擔道德的重荷，雖然他並不贊成不道德。實際上他可能意識到了這樣深刻的問題：在愛情上，道德是一個尷尬的角色，它不能不在場，卻又不能時時在場，它必須適時地迴避。它固然不能受到破壞，但不破壞它的前提是：當愛情發生的時候，它可能需要適當地迴避。

實際是，柳永的風格，是由他寫作的目的決定的。在他的《樂章集》裏，大多數作品都是為歌妓寫的，「教坊樂工，每得新腔，必求永為辭」（葉夢得《避暑錄話》）。他的作品有點像命題作文，更像是為人訂做，他是面向市場的，是由歌妓唱給客人聽的，而這些客人，比照一下今天KTV包廂中的常客，顯然是不雅的，是文化水平不高而享樂慾望極強的。

所以，他《樂章集》中的東西，大都類似於我們今天流行歌曲的歌詞：抒發的是大眾情感、公共感受，而不是個性體驗。他要的是有更多的共鳴者，是要搜刮大眾人人心中所有、人人能理解的東西，把它變成歌詞，然後再得到他們的喝彩。應該說，柳永在這一點上很成功：他的歌「聲傳一時」（《避暑錄話》），「傳播四方」（《能改齋漫錄》），上至禁中皇家後宮，中至文人士大夫，下至普通百姓、販夫走卒，甚至在西夏也有「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的大名。他是那個時代通俗文藝的代表。而他偎紅倚翠，在「秦樓新鳳，楚觀朝雲」謀生涯的生存方式，也並不比吃體制飯的文人們下流──他自己養活自己，沒有靡費納稅人的錢。

柳永也有很士大夫文人化的東西，比如他的《八聲甘州‧對瀟瀟暮雨》，其中「漸霜風淒緊，關河冷落，殘照當樓」就被蘇軾稱為「唐人佳處，不過如此」，這就是他的雅詞了。可見，他不是不能作這種雅詞，「使能珍重下筆，則北宋高手也」（周濟《介存齋論詞雜著》）。但他的特色，正在他的俗詞，是這些詞派定了他歌手的面目。他在鋪敘上的功夫、發展慢詞的功勞，又奠定了他在詞史上的地位。把周濟的話加兩個字倒正合適：使能「珍重」下筆，則北宋少一高手也。

他的名聲，使他成為一個不可忽視的存在。你可以在趣味上不喜歡他，也可以像晏殊那樣利用自居體制高處的有利地位排斥他，使他生活困頓而得不到「政府」的承認，把他排除在士大夫的「圈子」外，但他在民間，創造了奇跡。這種奇跡是無所憑藉的。

一個科考得意的人，其成功是在既定的框架內爬得高，其光環得之於體制的褒獎，包括相應的職位以及由此而得的物質報酬──俸祿。而他的成功，是個人的成功。他的光榮來自民間，來自佈在人口的他的歌詞。這種成功，在那樣的時代往往是有名無實的—有名聲而不實惠。柳永後來為了謀生，還是得改名換姓地去考試，然後得一屯田員外郎的小官職，此時大約五十五歲左右，已是暮年，最後貧病而死，是歌妓湊錢安葬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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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選並改編自《中國人的心靈：三千年理智與情感‧大眾歌手》

《中國人的心靈：三千年理智與情感》

作者：鮑鵬山

出版社：三聯書店

出版時間：2019年5月

原文鏈接：http://www.orangenews.hk/culture/system/2019/06/19/010119486.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