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識港網訊】說北宋詞,柳永是當之無愧的第一大家。可這「大家」那時候大家都不大喜歡他,首先是最最「大家」──皇帝老兒就不喜歡他,然後是晏殊、歐陽修、蘇軾等「大家」也不喜歡他。
宋仁宗讀了他的《鶴沖天》「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後頗氣惱:如此漠視體制的尊嚴,把政府放在什麼地位?於是親自拿筆把柳永的名字從科舉榜上勾去,還說了一句頗下流的話:「且去淺斟低唱,何要浮名!」這是吳曾《能改齋漫錄》上的記載。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十九引《藝苑雌黃》上的記載大概是另一版本:
柳三變……喜作小詞,然薄於操行。當時有薦其才者。上曰:「得非填詞柳三變乎?」曰:「然。」上曰:「且去填詞。」由是不得志,日與獧子縱遊娼館酒樓間,無復檢約,自稱云:「奉聖旨填詞柳三變。」
從他自稱「奉旨填詞」,可見這傢伙確是不大嚴肅。但這也是那「頗好詞」的仁宗皇帝「大家」逼的。我則有些喜歡這種調侃神聖的氣質。中國的知識分子,慣於在體制的框架內追尋自己的位置,三月無君,惶惶如也,柳永敢於宣稱「淺斟低唱」的體制外生活強於體制內的地位名聲,也算是有勇氣與見識。這也就使他與其他「知識分子」──士大夫們拉開了距離。
他把「政府」的尊嚴不放在眼裏,政府當然也排斥他:
柳三變既以詞忤仁廟,吏部不放改官。三變不能堪,詣政府。晏公曰:「賢俊作曲子麼?」三變曰:「只如相公亦作曲子。」公曰:「殊雖作曲子,不曾道彩線慵拈伴伊坐。」柳遂退。(張舜民《畫墁錄》)
沒官做,當然要找政府,但當時政府首腦是晏殊,晏殊雖亦作曲子,卻不喜歡柳永的曲子。兩者的區別即在於,晏詞雅,柳詞俗。當時後來,罵柳詞俗的人很多,「格固不高」、「韻終不勝」、「雜以鄙語」、「詞語塵下」(陳振孫、李之儀、李清照等人語)。
「彩線慵拈伴伊坐」是晏殊舉出的例子。全詞如下:
自春來,慘綠愁紅,芳心是事可可。日上花梢,鶯穿柳帶,猶壓香衾臥。暖酥消,膩雲嚲,終日懨懨倦梳裹。無那!恨薄情一去,音書無個。
早知恁麼,悔當初,不把雕鞍鎖。向雞窗,只與蠻箋象管,拘束教吟課。鎮相隨,莫拋躲。針線閒拈伴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陰虛過。(《定風波》)
這是「小女人」詞。自溫庭筠至五代,這類「小女人」心理、「小女人」形象就一直有,但柳永是登峰造極。為什麼?因為前人是小令,寥寥數語,無論是刻劃心理,還是描摹形態,都點到為止;而柳詞則是慢調,他盡有鋪敘功夫,轉折騰挪,點染描畫。
溫庭筠一句「懶起畫蛾眉,弄妝梳洗遲」十個字,在柳永這裏,改變成了整個上闋五十個字。他多了心理刻劃,多了情態描摹與環境烘托,「綠」前多了「慘」,「紅」前多了「愁」,「酥」前多了「暖」,「雲」前多了「膩」,難怪晏殊把「針線閒拈伴伊坐」記成了「彩線慵拈伴伊坐」,「彩」寫線之色,「慵」則寫人之情態,晏殊記錯的地方,正是他對柳詞特徵把握很正確的表現──如果讓晏殊來寫模仿柳永的詞,他會寫得比柳永還柳永呢。問題就在於,晏殊他們拒絕這樣寫,因為他們有士大夫的「雅」的堅持。
柳永沒有這樣的堅持,他就是「俗」,並且決絕到底,俗到家了。他體現的是大眾的、世俗的審美眼光。在此詞這樣的一個女性形象裏,我們看不到什麼象徵,我們也不會產生什麼更寬廣的聯想。
是的,柳永不要象徵,也不要我們聯想,他就是要直白地、露骨地寫一個小女人的心態,並且沒有什麼社會指涉。他甘心就這麼淺層次。或者說,在他的詞裏,表層之下,沒有深層。他不用比興,他只要賦──只要鋪敘,描摹,直抒胸臆。在這樣的詞裏,他不言志,不載道,只言情,而且是代他人寫情,揣摩一般人的一般情懷,而不是特殊的個體感受。
可以說,他是作家中最沒有道德的──我的意思是說,他的作品處在道德與不道德之間的那種狀態:他自覺地不去承擔道德的重荷,雖然他並不贊成不道德。實際上他可能意識到了這樣深刻的問題:在愛情上,道德是一個尷尬的角色,它不能不在場,卻又不能時時在場,它必須適時地迴避。它固然不能受到破壞,但不破壞它的前提是:當愛情發生的時候,它可能需要適當地迴避。
實際是,柳永的風格,是由他寫作的目的決定的。在他的《樂章集》裏,大多數作品都是為歌妓寫的,「教坊樂工,每得新腔,必求永為辭」(葉夢得《避暑錄話》)。他的作品有點像命題作文,更像是為人訂做,他是面向市場的,是由歌妓唱給客人聽的,而這些客人,比照一下今天KTV包廂中的常客,顯然是不雅的,是文化水平不高而享樂慾望極強的。
所以,他《樂章集》中的東西,大都類似於我們今天流行歌曲的歌詞:抒發的是大眾情感、公共感受,而不是個性體驗。他要的是有更多的共鳴者,是要搜刮大眾人人心中所有、人人能理解的東西,把它變成歌詞,然後再得到他們的喝彩。應該說,柳永在這一點上很成功:他的歌「聲傳一時」(《避暑錄話》),「傳播四方」(《能改齋漫錄》),上至禁中皇家後宮,中至文人士大夫,下至普通百姓、販夫走卒,甚至在西夏也有「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的大名。他是那個時代通俗文藝的代表。而他偎紅倚翠,在「秦樓新鳳,楚觀朝雲」謀生涯的生存方式,也並不比吃體制飯的文人們下流──他自己養活自己,沒有靡費納稅人的錢。
柳永也有很士大夫文人化的東西,比如他的《八聲甘州‧對瀟瀟暮雨》,其中「漸霜風淒緊,關河冷落,殘照當樓」就被蘇軾稱為「唐人佳處,不過如此」,這就是他的雅詞了。可見,他不是不能作這種雅詞,「使能珍重下筆,則北宋高手也」(周濟《介存齋論詞雜著》)。但他的特色,正在他的俗詞,是這些詞派定了他歌手的面目。他在鋪敘上的功夫、發展慢詞的功勞,又奠定了他在詞史上的地位。把周濟的話加兩個字倒正合適:使能「珍重」下筆,則北宋少一高手也。
他的名聲,使他成為一個不可忽視的存在。你可以在趣味上不喜歡他,也可以像晏殊那樣利用自居體制高處的有利地位排斥他,使他生活困頓而得不到「政府」的承認,把他排除在士大夫的「圈子」外,但他在民間,創造了奇跡。這種奇跡是無所憑藉的。
一個科考得意的人,其成功是在既定的框架內爬得高,其光環得之於體制的褒獎,包括相應的職位以及由此而得的物質報酬──俸祿。而他的成功,是個人的成功。他的光榮來自民間,來自佈在人口的他的歌詞。這種成功,在那樣的時代往往是有名無實的—有名聲而不實惠。柳永後來為了謀生,還是得改名換姓地去考試,然後得一屯田員外郎的小官職,此時大約五十五歲左右,已是暮年,最後貧病而死,是歌妓湊錢安葬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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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選並改編自《中國人的心靈:三千年理智與情感‧大眾歌手》
《中國人的心靈:三千年理智與情感》
作者:鮑鵬山
出版社:三聯書店
出版時間:2019年5月
原文鏈接:http://www.orangenews.hk/culture/system/2019/06/19/01011948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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