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識港網訊】屈原的代表作〈離騷〉,若從其具體主張上講,實際上並不見得有多高明,這話定會讓很多人惱火,但我懇求他們讓我誠實地說出我誠實的看法。
〈離騷〉的訴說有三個對象:對君,對自己,對小人。簡單地說,對君是忠,屈原標誌着對士之朝秦暮楚式自由的否定,對士之「棄天下如棄敝屣」的自由的否定,也標誌着另一種觀念的建立──「忠」。這與荀子是一致的,比起孔、孟,荀子特別強調這個「忠」。在孔、孟那裡,「忠」的對象是普泛的,甚至更多的是指向一般的人際關係,「為朋友謀而不忠乎?」以及「忠」、「恕」並稱即是例證。孟子就其個性而言,那種對君主的「忠」,他是撇嘴表示不屑的。但荀子特別強調的就是對君主的「忠」。荀子比屈原稍晚,而且就待在楚國,這是有消息可尋的。
忠而見疑,便是怨。這怨之來處,即是「忠」。由忠而見疑所產生的「怨」,是很近於「妾婦之道」的,是頗為自卑而沒出息的。更糟糕的是,〈離騷〉還把自己的被委屈、被疏遠、被流放歸罪於小人對自己光彩的遮蔽、對自己清白的污染。這小人很像第三者,插足在自己與君王之間,導致自己被棄。不可否認的是,中國文化傳統中,失意官僚普遍存在的棄婦心態,就是從屈原開始的。
對外在權威的皈依和依恃,導致先秦士人自由精神的沒落。屈原的選擇標誌着路已只剩下一條:在絕對君權下放棄自己的主體選擇,除了獲得一個特定的君主的認可之外,不能有更多的自由空間。這幾乎是一條絕路。賈誼、晁錯式的悲劇早已在屈原那裡發生,難怪賈誼獨獨心有戚戚於屈原。
好在〈離騷〉中還有對自我的充分肯定與讚揚,大致上洗刷了「忠君」帶來的污垢,而保持住了自己的皓皓之白。這可能是因為先秦士人主體精神的強大基礎尚未坍塌,屈原尚有精神的支撐。令人稍感吃驚的是,正是在屈原這樣一位向君權輸誠的人那裡,這種桀驁不馴的個性精神表現得尤其強烈和突出,除了孟子外,大約還沒有人能和屈原相比:他那麼強調自己、堅持自己、讚美自己(有不少人就據此認為〈離騷〉非屈原所作──他們的根據是:一個人怎能這樣誇獎自己)。而且他一再表明,為了堅持自己,他可以九死不悔,體解不懲。正是這種矛盾現象,使得屈原幾乎在所有時代都會得到一部分人的肯定,又得到另一部分人的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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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提醒的是,在我們大力宣揚屈原忠君愛國愛民的精神的同時,一定不要忘了他張揚個性的一面。這後一點,也許是屈原最可貴的東西。誰能像他那樣,讓自己的個性直面世界的碾壓而決不屈服?誰能像他那樣,以自己個性的螳螂去擋世界的戰車?誰能像他那麼悲慘?誰能像他那麼壯烈?誰能像他那樣成為真正的戰士?
在中國古代,優美的抒情作品實在太多了,但像〈離騷〉這樣的華麗的交響樂則太少。單從篇幅上講,它就是空前絕後的;全篇三百七十二句、二千四百 九十餘字,是中國古代詩歌史上最長的一篇,幾千年來沒有人能打破這個紀錄。其結構的繁複、主題的豐富、情感的深厚,更是令人嘆為觀止。作為抒情詩,而能展開如此宏大的篇章,不能不令人嘆服屈原本人思想和個性精神的深度及廣度。
同時,我們也必須注意到他形式上的特點,正是由於他自設情節,使得一首抒情詩才能像敘事詩那樣逐層打開而逐層深入,深入到精神的深處,遊歷到精神之原的開闊地帶。抒情詩而有了「情節」,也就必然是象徵的、隱喻的,所以象徵和隱喻也是〈離騷〉的主要藝術手法。比起《詩經》的比、興,屈原「香草美人」的系統性設喻與上天入地、求女占卜等等自設情節的使用,是一次巨大的歷史飛躍。
不管怎麼說,屈原仍然是歷史上第一位偉大的詩人。我們可能聽這類表述太多了,但我是認真地說這話的。「第一位」,蓋因他之前尚無稱得上偉大的詩人,甚至連「詩人」也不易覓得。《詩經》中可考的作者也有多位,有幾位還頗有幾首詩保存在這被稱為「經」的集子中,但我總覺得,《詩經》之偉大,乃是整體之偉大,如拆散開來,就每一首詩而言,可以說它們精緻、藝術、有個性,但絕說不上「偉大」。
「偉大的詩人」,須有絕大的人格精神,可以沾溉後人;須有絕大的藝術創造,可以標新立異,自成格式,既垂範後人,又難以為繼。應該說,在這兩點上,屈原都當之無愧。就前一點而言,屈原已成為一種精神的象徵,雖然對他的精神價值,根據不同的時代需要,代代有不同的理解,比如有時我們理解為「忠君」,有時我們理解為「忠民」,有時我們又理解為「愛國」。總之,他已是我們在不同歷史時期的精神力量來源,重要的思想資源,人格精神的誘導。
就後一點說,「屈平辭賦垂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他在後半生的人生絕境中數量不多的藝術創造,已勝過楚國王族──也是他的祖先──幾百年創下的世俗政權的勳業。他寄託在他詩歌創造中的志向與人格,「雖與日月爭光,可也」──這是劉安和司馬遷的共同評價。
我們知道,司馬遷對歷史人物的評價,是一言九鼎的。屈原的藝術創新,「軒翥詩人之後,奮飛辭家之前」,超經越義,自鑄偉辭,「衣被詞人,非一代也」──這又是中國歷史上最傑出的文論家劉勰對他的評價。一個史界的司馬遷,一個文論界的劉勰,兩個在各自領域中的頂尖人物,對他的精神與藝術、人格與風格,作這樣至高無上的推崇,屈原之影響人心、折服人心,於斯可見。
所以,我說,屈原的作品,數量雖然不多,但卻幾乎都是「大詩」,有大精神,大人格,大境界,大痛苦,大煩惱,大疑問。大愛大恨,大悲大喜,他直往個性的深處掘進,絕不淺嘗輒止,絕不「怨而不怒,哀而不傷,樂而不淫」;他就往這不「中庸」的狂狷的路上走,絕不回頭,直至決絕而去,一死了之。他對邪惡,怨而至於怒了;他對自己,哀而至於傷了。較之《詩經》的節制,他的文學形式,他的篇幅與情感,真的是「淫」(過分)了。
所以,我上文說,《詩經》中任何一首詩,單列出來,都略顯渺小,它們靠的是群體的分量而佔有文學上的一席之地。屈原的作品,如〈離騷〉、〈天問〉、〈招魂〉,以及〈九章〉中的那些傑出的篇目,是可以單獨地自立於詩歌之林,單獨地成為一道風景,稱得起「大詩」的。即如他的〈九歌〉,寫苦寫痛,寫愛寫癡,寫戀寫愁,寫盼寫思,無不一往情深,直叫人有驚心動魄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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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選並改編自《中國人的心靈:三千年理智與情感‧面向風雨的歌者》
《中國人的心靈:三千年理智與情感》
作者:鮑鵬山
出版社:三聯書店
出版時間:2019年5月
原文鏈接:http://www.orangenews.hk/culture/system/2019/06/13/01011898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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