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疫情開始穩定，持續錄得長時間清零，儘管期間出現零星本地個案，但都是在機場和酒店工作或因接觸來港人士而當作輸入感染個案，因此爭取早日通關已成為本港社會經濟的頭等大事，可是應早日與內地通關還是歐美等國通關，近日卻在社會爭論不休，更儼然分成了親中派與親西派，相當值得我們反思。

我們首先要回顧一下有關香港與內地或歐美等國通關通關的情況。去年2月以來，香港大規模地與內地或歐美等國封關後，香港疫情稍有穩定，就不時傳出與內地通關的消息，另一方面亦不時傳出與新加坡建立「旅遊氣泡」的消息，甚至兩地政府曾公開表示已達成「旅遊氣泡」協議。結果此舉引起不少建制派人士的反彈，並批評特區政府捨易取難，捨近取遠，通關策略完全是下下策。

直至在8月19日，香港與新加坡終同步宣布放棄雙方多次延期實施的「旅遊氣泡」計劃，特區政府聲明「考慮到雙方目前在疫情防控方面採取的策略存在差異，決定不再進一步探討雙邊航空旅遊氣泡。雙方會按照各自的入境防控措施，繼續推動兩地人員往來」。特區政府認為與新加坡的抗疫政策存在差異，明顯因為新加坡決定「與病毒共存」而放棄清零有關，因此兩地的「旅遊氣泡」已變得毫無意義。

香港與新加坡的「旅遊氣泡」計劃破滅之後，原以為香港不再優先考慮與歐美等國通關。然則在近數日，有外媒報道亞洲證券業與金融市場協會(ASIFMA)向財政司司長陳茂波發要求信函，並指出香港採取嚴厲的防疫隔離政策，聲稱外資營運正面臨重大挑戰，並諄諄告誡香港作為金融中心已導致經濟復甦及競爭力面臨風險，故要求特區政府放寬防疫措施。換言之，要求香港與歐美等國通關的聲音，竟死灰復燃，再甚囂塵上。

負責香港通關一事的部分決策局高官、高級AO公務員、醫生專家、金融界和一些其他界別人士，對外資大行的「聲稱」、「告誡」和「要求」，煞有介事一樣，竟受到上述人士的高度重視和關注，更傳出或有意放寬「外防輸入」的政策，做事之快，決策之心，與內地通關比較，大有天淵之別。

反觀與內地通關，則由去年2月大規模地與內地封關以來，包括前特首梁振英等建制派人士，多次訂嘱、要求和指導等一系列動作，例如如何通關？怎樣通關？甚至提到為甚麽要與內地通關等問題，都去到畫公仔畫出腸的狀態。梁振英日前更再度撰文強調指出「長此下去，香港死得」。可是換來的，卻是神女有心，襄王無意，當然更是完全有種泥牛入海，音訊全無之感！

由此可見，負責香港通關一事的的部分決策局高官、高級AO公務員、醫生專家、金融界和一些其他界別人士，可歸類為親西派，至於梁振英等建制派人士，則可歸類為親中派。

公道來看，我們清晰可見全球爆發疫情以來，內地與西方國家在疫情爆發的處理方法和防疫策略大相逕廷，內地以清零為目標，透過實施閉環管理、大規模檢測、嚴格隔離政策、以及健康碼等追蹤工具，成功在內地清除病毒。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卻無力遏制病毒擴散，只能在疫苗幫助下採用「與病毒共存」的策略。作為特區的香港，防疫政策卻一直在西方與內地兩套系統中，舉棋不定。

幸而行政長官在10月26日出席行政會議前會見傳媒時發言時表示，要局部恢復與內地免檢疫通關，我們必須確保防疫措施更緊貼內地的做法，以增加內地對香港的信心，從而批准港人豁免 「14＋7」隔離入境內地，又表明如果香港放寬對海外人士的入境管制措施，或採取其他國家所謂與病毒共存的做法，那麼與內地恢復通關的機會將會減低。其後，特區政府更取消大部分豁免檢疫進入香港的群組，以及由下月起進入政府大樓、公院及官校等都須用「安心出行」，以此希望措施落實後可以讓中央對通關更有信心。

正如梁振英所言，我們有大部份香港市民都是通關持份者，有人兩年沒有和內地的家人團聚見面等，請不是通關持份者好心讓路啦。概之，香港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和人員往來上等各方面，都與内地命運與共，是不折不扣的命運共同體，是故香港未來的希望與機遇，一定是在內地，而非歐美等國，更何況香港必須積極融合國家發展大局，未來方有一番大作為；而香港政府在西方與內地兩套系統中，一定要選擇內地並堅定立場和決心，我們才有希望！

特邀評論員  劉勇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