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識港網訊】東江縱隊老兵潘世伯生逢亂世，一九二三年在上海吳淞口出生。家鄉經歷多次戰爭，他的父親因為不甘被國民黨兵掠奪家財，在冰天雪地中追逐不遂後冷倒，引致肺炎，一病不起。數年後，母親亦撒手塵寰，那時的他只是一名稚齡孩童。家中各人自此四散，只剩下姊姊在戰火和鬥爭中仍然堅守祖屋。「我的祖父是滿清秀才，房子比一般人特別。日本人攻打中國時一定從吳淞口上岸，所以我們一定要走。」
潘世伯解釋他自小離鄉背井的原因。
印刷工當兵
由於家窮，潘世伯沒有機會唸很多書。十三歲那年，他到上海市區謀生，在一間印刷廠當學徒，住在英租界內。他在那段時間經歷很多，如親眼看着四行倉庫被日軍攻打，炮彈每天在他的生活中四射。當國民黨撤退時，他親眼目睹電影《八百壯士》中林青霞游泳送「國旗」的一幕。不過，他看到的並不是在光影中重現的影像，而是真實歷史發生的那一刻。最後，上海淪陷，工廠停業，他與十多名小學徒一起躲在一幢舊樓的小閣樓中度日。他們的師父早就跑到香港去，並寫信叫他們到香港一間印銀紙的工廠工作。潘世伯想着反正沒有親人在旁，不如到香港碰運氣。於是，他在十四、五歲時乘船來港。在船上顛簸數日數夜，令他嘔吐不已。
那時候香港並沒有優良的印刷技術，他們從上海帶來了新技術。在港初時的生活還算可以，可惜三年多後日軍攻到香港，印刷廠被逼停工。共產黨人在那時候接觸他們，邀請他們加入游擊部隊。潘世伯是上海人，講究儀容。當他從印刷廠取得遣散費後，便買了兩件毛衣和一雙皮鞋。他參加部隊後，便在香港淪陷的那個十二月穿着毛衣，腳踏皮鞋，手挽一個皮箱，與一班工友由深水埗出發，經元朗步行至深圳，成為東江縱隊的一分子。 我們現時想像當時潘世伯一身紳士裝束參加游擊隊，自然會覺得有點奇怪。然而，當我們易身而處，便一點也不覺得好笑。尤其是想到他要將一身行裝丟棄時，便更可以了解到他當時難受的心情。「一來我們一班上海人的打扮與香港人不同，容易惹人注意；二來穿皮鞋毛衣也令行動不便。所以，我逼得先丟掉一雙皮鞋，最後連皮箱也被逼丟棄。」僅留下的，是 一件禦寒毛衣、一隻報時的手錶和一直陪伴着他、象徵他對美的追求的一隻口琴。勝利後，他將手錶捐給大嶺山博物館珍藏。
打仗險掉命
這班年輕的上海男子完全不懂行軍打仗，需要共產黨員向他們灌輸思想，並且需要花上兩三年才能適應行軍生活。「那段時間我們其實每天都處於生死邊緣，因為我們連廣東話也不懂，即使身邊有什麼事情發生也不曉得逃避。若我們被捉拿的話，只要一說話便會被敵人知道我們不是農民，很容易因此而掉命的。」潘世伯說。
香港淪陷時，他們四處遊走。他曾在羅浮山打仗，學懂了客家話。潘世伯並非武軍，由於有文化和識字，被派負責游擊隊的通訊事務。有時，他亦要負責揹子彈和保護地雷。「我曾經試過捧着地雷睡覺，擔心地雷會隨時爆炸，所以睡得很差。」
當時日軍只可佔領鐵路沿線。待他們離開後，游擊隊又再取回該地。所有村民都與他們合作，無論他們走到哪兒都受到村民歡迎。「有兩名村民怎樣也不肯告訴日軍我們所在之地，慘被日軍殺死。」
潘世伯提起這兩位無人知曉的無名英雄，神色不禁黯然，並告訴筆者他也曾差點喪命的經過。「我在東莞北柵時，攻打偽軍的炮樓。我被派到場支援，卻被炮樓的機關槍射到右腳腳跟，子彈穿過腳跟，成了血洞。游擊隊員抬着我走到周溪，我在村內看中醫、養傷，全頭長滿頭蝨。由於我流血太多，本應不治，幸而有人教我每天食田雞治病，加上村民每天送飯照顧，我慢慢好轉起來。我為了追隨部隊，依靠着兩枝拐杖步行了七日七夜。雖然我今天一拐一拐地走路，但能夠以雙腳走路已是奇跡。事實上，我自五十歲後，腳跟的洞一直潰爛滲血，直至現在仍未癒合。每晚洗澡時，我都要將傷口包好，長年累月受到肉體上的折磨。」
他的大師兄則沒有他的運氣了。國民黨軍在稅閘喬裝商人，槍殺游擊隊員，大師兄當場慘被軍車拖死，此事令潘世伯飲恨多年。
尋恩人故友
東江縱隊曾經拯救了一班英兵，英兵便教他們使用英製重機槍。又一次，美兵的戰機在香港墜落，東江縱隊又去拯救。後來，一名美兵的後人出書，在書中感謝東江縱隊拯救其父親和其他隊友。
開放後，潘世伯的女兒常常陪伴父親重踏昔日的足跡，希望尋回曾經救他一命的村民的後人。他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找到一位中醫的女兒和女婿，給了他們五十元，以答謝其父親當年拚命掩護之恩。父女二人又常常走到護老院查問是否有曾當游擊隊員的院友。一次，一名老人說他記得當年炮樓之戰。他說：「那場仗本來打得很好的……我記得只有一人受傷。」那名傷者正是他的眼前人潘世伯。
當年，潘世伯與四十多名工友一同參加東江縱隊。香港淪陷三年零八個月後，生還者卻只剩下潘世伯和另一人。近年潘世伯才知道原來這名隊友便是曾任深圳市首位市長的賈華，潘世伯的女兒便陪伴父親到深圳探望老戰友。二人見面，恍如隔世。現時兩人的子女仍有聯絡。
和平後，潘世伯返回香港生活，重操故業，在印刷廠工作。他與東莞籍的潘伯母婚後育有三女一子，全都生活穩定，且非常孝順雙親，這是潘世伯最大的安慰。
備戰看閱兵
多年前，潘世伯在上水的「老戰士之家」認識了一些港九大隊隊員。他們多是新界人，向來與中國政府有聯絡。因此，這次閱兵儀式也邀請潘世伯和很多老兵參加。可是，香港出席的卻只有寥寥十人。原來邀請函中註明老兵們自抵達香港機場開始，到入住北京酒店和在天安門的觀禮台上，全程均不准家人陪伴。因此，很多被邀的老兵都因為健康問題而望門興嘆。潘世伯的家人請他考慮自己能否承受沒人攙扶、獨自上廁所、在看台上被九月的陽光曬上個多小時等問題，他的答覆是「一定要去」。原來潘世伯根本就從來沒有想過不應約，他的家人只好「積極配合」，為那三天行程作好準備。
八月初，他們已經開始「軍訓」潘世伯。首先，潘世伯不夠力氣挽行李，家人要將他所有衣物全放在他的背包之中，所以背包一定要非常輕便。那一個月內，他們不斷為他更改行裝的內容，務求將背包的重量減至最輕。減無可減後，背包仍然有六七斤重。潘世伯要不斷背着背包在家中走來走去和從家中走到火車站，以測試自己是否真的可以持久地承受重量。同時，他亦要練習使用拐杖、椅子和手提電話。家人為了確保潘世伯懂得用手提電話致電回港，他的一名女兒特別陪他到深圳的一間酒店內練習打長途電話回港，而另一名女兒則在香港等候他的來電。他們又教導父親學懂用另一部手提電話拍照，並要他在家反覆練習。由於家人擔心他坐在觀禮台的兩小時內不能獨自上廁所，所以不單讓他習慣使用紙尿片，更加為他搜羅手提尿壺，並陪他練習使用。不說不知，原來這種尿壺配備遮布，而尿液進入壺內會立時凝固，非常方便。
「沒想到到頭來我所有的練習全都用不上。」潘世伯笑着說。「原來當我到達香港機場時，已經有專人招待我們等待登機。我們全程十人全都有專人照顧，如為我們拿行李、推輪椅、用膳時為我們佈菜，甚至每天為我們量度血壓。閱兵儀式舉行當晚，大會也邀請我們出席文藝晚會。可惜我在日間被太陽曬至皮膚有點痛，血壓因而上升，所以我沒有出席，只在酒店房間內看電視直播。」
潘世伯在閱兵時看到國家的先進武器時特別開心，仍難掩其激動之情。「這些年來，我無時無刻不在想念那四十名曾經共我出生入死的好兄弟，睡眠時一合上眼便見到他們的樣子。當我在參加閱兵典禮時，我特別想念着他們。」提起他的一班已故夥伴，潘世伯唏噓不已。
此前，他接受採訪時第一句話便是：「戰爭不是玩耍的，大家現時不用經歷打仗，應該好好珍惜這段太平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