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電臺前編導蔡玉玲為調查2019年7·21元朗事件「查冊」索取車牌資料，被控「虛假陳述」兩項罪名成立，被罰款6000元。案件雖小，卻引起傳媒界軒然大波。記協、港台工會等親泛民組織紛紛指責此舉鉗制「新聞自由」，聲言「痛心疾首」。不過，蔡玉玲的被罰確系違反《道路交通條例》規定（「查冊」所取得個人資料，應用作與交通及運輸事宜有關的事務），判決結果何以引起爭拗？在輿論喧囂之中，再回看港台製作的這期《7·21誰主真相》的調查報導，不得不引人深思。

片段開頭便給出開場白式預設性陳述「事件論述由最初白衣人襲擊市民，演變成白衣人與黑衣人的暴力衝突，甚至有指事件是黑衣人主動挑起」，意即暗示觀眾事件真相或受到扭曲。視頻開場畫面中，全是受襲者的控訴。然後，畫外音稱記者通過追查事發當日車輛訊息來瞭解事件真相。如果毫不瞭解事件背景的人，看過這段開場白，會作何感想呢？片段的開頭似乎已告訴觀者調查的結論，後面的視頻無非是展開看似專業的論證與追查，受害者視角下營造的憤懣與不甘貫徹全片始終，從專業的角度講，此片論述偏頗，似乎無可異議。

誠然，新聞工作者需要真相，這是他們的使命。追逐真相，不僅能充分發揮第四權「新聞自由」「新聞監察」的作用，更能令記者本身功成名就。縱觀香港傳媒界，新聞獎項所持重者，皆是香港本土或西方或台灣的獎項，內地鮮有。評獎標準西方化，自然導致報導立場的偏頗。在這樣的新聞評判體系中，新聞記者們自覺不自覺地通過報導中的畫面、觀點，給觀眾呈現出他們認為的「真相」。

職責與功利，往往難以權衡；信仰與私心，常常難辨真假。我們無法揣測各人報導的動機，惟以事實證據為準繩，來分辨真相。因此，當記者代替警方的角色來追尋7·21元朗事件的真相，這本身就存在一個專業性不足的問題。如果受襲者的主觀言論可以列為舉證的關鍵內容；如果視頻中僅憑何君堯與白衣人握手就斷定他是策劃人之一，那麼專業偵查的價值又在哪裡？如此一番，新聞記者都轉行重案組就可以了，他們最清楚「真相」。

專業的問題，應交予專業的人來解決。在事實未清之前，媒體切不可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令整個事件愈描愈黑。蔡玉玲案一出，有的傳媒近乎發洩式地表達不滿。但是，事實清楚，確系違法，小懲以戒，何過之有？長期以來，香港傳媒界最大的問題在於「濫權」，濫用第四權，濫用「公義」、濫用「民主」、濫用「自由」，最終都走向「違法達義」的謬論。

法不容情，不管動機如何，違法就是違法，必須面對。不是喊幾句「新聞自由」就可以搪塞過去。眼淚也好，傷心也罷，均不能掩蓋違法的事實。同樣，傳媒界應該反思的是，從幾何時，反政府成為一種「政治正確」？為什麼修例風波以來「假新聞」氾濫？新聞界的公信力一低再低，輿論價值導向的扭曲難辭其咎。

7·21元朗事件的真相到底如何？自有法律專業人士作出判斷。對這樣一個極具社會爭議的敏感話題，缺乏專業偵查手段的媒體通過預設好立場的新聞報導先入為主，形成價值偏差，這樣的報導無法引領大眾走進真相，卻更接近仇恨與恐懼，這已經違背了新聞事業維護公序良俗的本意。新聞界應該肩負更多社會責任，少一些功利的煽動，不要總是以「獨家報導」「深度調查」為噱頭，挑動大眾的神經。一切的真相，自有歷史來解讀，不該由偏見主導。

本網評論員 熊貓哥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