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識港網訊】小米電視送修兩周，家裏六口人竟無一句怨言。我感嘆大概電視媒體的時代已經逝去。

恰好這兩周歐洲五大聯賽陸續揭幕，央視隆重宣布拿下四家聯賽以及歐冠直播版權。按道理，我作為一個“寫波佬”應該感到振奮，但其實，我已經七八年沒正經在電視上看直播了。

傳統報道中的“足球江湖”

電視直播的優勢依然存在，更大、更清晰的畫面，更穩定的幀率；也依然有很多球迷願意守著央視五套，守著《天下足球》，只不過我“叛變”了——在家就上電腦看，出門就用手機播；從樂視、PP體育，到咪咕、B站。不僅是我的觀賽習慣改變了，社交化、互動式的體育新媒體早就被越來越多人所接受，成為大家觀賞體育、參與體育、傳播體育的新方式。

我也有過反思自己身上“遺老”的那一部分，例如不愛開彈幕、吝嗇刷禮物。畢竟一路成長有報紙、電視相伴，觀賽趣味、習慣難免要被舊的媒介環境所“塑造”。

一位老前輩最近感嘆：再也看不到畢熙東《跨燉西亞》、王俊《徐根寶，把根留住》、徐世平《醉說荷蘭劍客》、馬德興《中國足球十問》這些蕩魂攝魄、震撼心神的文章。

我嘗試百度了一下，發現已經很難再找到原文，卻意外收獲一則趣聞：1981年，著名作家馮驥才作為中國作家代表團的成員訪英，在現場觀看阿森納和考文垂的比賽後，撰寫了一篇名為《足球狂》的散文。這可能是最早一篇描寫英格蘭足球文化的現場特寫，在那年代，它點燃了多少年輕人對足球的熱情，塑造了怎樣的關於足球文化的想象？它是否影響了當時還很年輕的畢熙東、“大仙”（王俊）？

傳播學研究曾引進一個叫做啟動效應（又譯作“鋪墊效應”）的理論。當人們通過媒體接收到一個新的信息的時候，總會自覺、不自覺地援引和思考老的信息。因為人的大腦在做決策時傾向於“抄近路”，為了更快、更高效地消化新的信息，大腦需要將其放到一個熟悉的背景下（比如已有的知識框架、當前的社會現狀）去理解。

借助這個理論，我們或許就能理解為什麽上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的足球報道，字裏行間總是帶著強烈的人文氣息或者武俠風格。《足球報》《體壇周報》少不了模仿三國、水滸的章回體文章。從描繪甲A風雲起，這片江湖就聚集了“大俠”魏群、“範大將軍”範誌毅、“玉面郎君”張玉寧……甚至還要給國外球星起諢號，什麽“矮腳虎”哈斯勒、“戰神”巴蒂斯圖塔、“憂郁王子”巴喬……央視和地方臺也總愛在節目裏借用金庸、古龍的噱頭，什麽“七種武器”對應七大射手、“東邪西毒南帝北丐”比喻豪門爭鋒……

而2000年底開播的《天下足球》欄目，聚焦國際足壇、囊括五大聯賽，眼界很寬、氣象很大，滿滿的時代烙印。其中一些自制專題又很有東方韻味，將激動人心的畫面與婉轉優美的念白有機結合，創造了可以留存電視史、體育傳媒史的經典，例如貝克漢姆的《貝影》、卡卡的《天選之子》，以及“32歲的亨利，就坐在那裏，深情的目光望過去，都是自己22歲的影子……”

媒介啟動效應與偶像重塑

從語義啟動，媒介啟動到情感啟動，事實證明，無論是寫作者（節目制作者）還是讀者（受眾），信息的生產和消費，全過程都受到個體因素、媒介因素以及時代因素的影響。這種影響是心理機制的，更是社會文化乃至政治的。也就是說，我們體育迷、足球迷的世界觀、價值觀和人生觀（姑且稱之為“體育觀”），種種趣味和傾向性，無一例外都是被“議程設置”所影響、建構。

媒介的變化不僅加快了體育運動的傳播速度、擴展了社會覆蓋面，更帶來“疊瓦式”的深遠影響——體育傳播不再是“邊緣屬性”，而是可以沈澱的自身“媒介化”，並上升到社會文化層面。四年一屆的奧運會、世界杯，可以構建一個人的人生XY軸坐標，也可以是一座城市的發展助推器和物質文化遺產，當然也是一個民族國家崛起之路的裏程碑。

報紙雜誌、電視廣播，我們塑造英雄、半神，將武松、關公的形象代入球星，就是馮驥才提到的造神意識：“神，就是想多大有多大，凡人不能達到而神能達到。造出球神，頂禮膜拜，至高無上，足球的魔力才達到所期望的那種魔力無窮。”

2008年北京奧運會之後，持續興起的電腦互聯網和手機移動互聯網技術，開啟推倒神像，重塑偶像的時代。是因為這個時代，能夠爭奪我們眼球，爭奪我們吸引力的媒介和內容太多了，狹義上的議程設置已經失效，“媒體奇觀”被解構。搜狐、UC的“震驚體”，創造了經典的“張稀哲戴帽”梗；新浪的金剛、花榮、陳馳成為一代天驕；百度的“李毅大帝”貼吧堪稱文藝復興集散地……

從“體育媒介”到“媒介體育”

急促而劇烈的媒介環境變化，不過是社會變遷折射出來的一道光斑。我們被重塑的“體育觀”，突兀又理所當然。作為從業者，反思和懷舊是一種職業習慣。作為球迷，我可以毫無道德負擔地拋棄電視、擁抱手機；拋棄紙媒的“畢熙東”們，拋棄電視的“段暄”們，去擁抱“Up主”和“網紅主播”。

有人懷戀那些出神入化的體育報道文章，這是媒介“啟動效應”的一個充分確定的現象。它是時代性的，由社會變遷所塑造的。它也是滯後的，表現為懷舊和悲憤。

短視頻時代到來，的確有一部分人放棄了熬夜等直播，甚至連第二天的比賽集錦都不看，他們只關注15-30秒的進球片段或者某個高光瞬間。當我們為新一代的體育迷感到痛心疾首，批判那些雞毛蒜皮、大笑姑婆的短視頻時，不妨停下來想一想——我們這些出生於報紙雜誌、電視廣播時代，生活在互聯網時代的“老人”，如何成為了馮驥才散文裏描寫的“足球狂”，這種頑固的“體育觀”又是如何被塑造的？

從“體育媒介”到“媒介體育”，體育傳播的變革必然走向媒介化，使之不僅只是大眾消費的內容提供者，也成為體育實踐內容和表征的傳播資源，並與更大或更小的語境的組織活動產生互動——去構建一個人的“體育觀”，一座城的體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