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下半年尚未正式展開，一波又一波的公共服務加價措施已經接踵而至。從泊車費、交通罰款、隧道收費，以至電動車牌照費用的調整，港人深切感受到生活成本不斷上升，尤其中產與基層家庭更有切膚之痛。面對港府理據充足的加價安排，市民雖未必全盤反對，卻難掩對政府施政取向與執行策略的擔憂與疑問。

然而，批評過後，香港仍須向前走。我們必須思考：在財赤壓力、人口老化、基建擴張與環保轉型等多重挑戰之下，港府應如何平衡收入與民生，實現更可持續、更具同理心的治理？

財赤當前，加價理據是否成立？

根據政府解釋，多項加費措施均屬「合理調整」──如咪錶收費31年未調、隧道收費34年未變、「牛肉幹」罰款亦長期落後於其他地區，調整屬理所當然。尤其在當前財政赤字情況嚴峻之際，港府更需開源節流，透過收費制度彌補營運開支，理據似乎無懈可擊。但民間觀感卻不盡然。過去數年，市民經歷疫情打擊、經濟放緩、物價飛升，工資增長停滯甚至倒退，在這個節骨眼上推出一系列涉及「衣食住行」的加價，容易令人產生「乘人之危」的負面感受。即便加價在邏輯上成立，時機選擇與溝通手法卻顯得生硬而缺乏同理心。

更重要的是，部分加價措施缺乏配套。例如泊車費上調，未見政府同步增加公共或私人泊位供應；電動車費調整雖有階梯式安排，卻未清晰說明其與環保政策目標之間的協同關係。這些都削弱了政策的說服力與市民的接受度。

管理收入，不應等同懲罰市民

從長遠角度看，公共財政的可持續發展固然重要，但如何取得收入更值得深思。近年來港府愈趨依賴「使用者自付」原則，例如交通設施收費、醫療分擔、房屋租金調整等，轉移部分公共服務成本予用戶，逐漸模糊「普及服務」與「商品服務」的界線。

這種模式若缺乏進一步財富再分配或社會安全網配套，將使弱勢與低收入群體承擔更重負擔，進一步加劇階層分化與社會不滿。政府在調整收費時，宜設立更精準的豁免機制或支援措施，如針對綜援戶、低收入長者、殘疾人士等提供交通或泊車津貼，緩解他們在日常生活中所受壓力。

同時，市民也期望政府在加價的同時展現「政府自己是否也有節制開支的誠意」。除了推動公務員合理檢討薪酬制度外，應加強公共開支透明度與成效審查機制，確保公帑用得其所。

向前看，市民期望「三個轉變」

在財政與民生壓力交織之下，市民對未來治理方向提出更高期待。政府要回應社會關切，不單靠理據，更須靠具體行動。筆者認為，港府若能做到以下「三個轉變」，有助化解民怨，轉危為機：

從「成本導向」轉為「服務導向」。每次加價，政府說法總離不開成本回收與赤字填補，忽略了市民對公共服務質素的關注。若政府能將焦點由單純平衡帳目，轉向提升服務質素，例如增加泊車位供應、優化道路規劃、減少交通瓶頸、提升公共醫療效率等，市民會更願意接受合理調整。加價若能「有所回報」，市民感受會完全不同。

從「一刀切」轉為「精準分層」。以電動車牌照為例，由「車重」改為「功率」分級是好事，但收費級距與實際車種價格未必對等。例如某些小型高效能車功率高但實際碳排放少，卻可能與大型豪車同一級數。政府可考慮結合碳排放、車齡、車價等因素設計更具公平性的階梯制度，並針對中產家庭或首換電動車車主提供過渡期支援。同樣道理亦適用於隧道收費與違泊罰款，應考慮駕駛者動機與違規環境是否屬迫不得已，採取警告先行、差別罰款等方式，減少一刀切帶來的民怨。

從「單向施政」轉為「社會參與」。近年公共政策制定愈見倉促，諮詢流於形式，令市民難以認同決策過程。加價措施若能提前諮詢業界與公眾意見，例如透過網上平臺、地區論壇、公聽會等方式集思廣益，或許能在調整幅度與措施設計上更貼地、更具彈性。例如咪錶加價可配合試行「動態定價」制度，在繁忙時段收高費用，平日則維持舊價，既鼓勵車位流轉，又減低車主壓力。

民生不應成為制度轉型的犧牲品

香港正站在經濟轉型與人口老化的交匯點上，政府需面對的不僅是當前的財赤，更是對整體治理模式的重塑挑戰。在這個關鍵時刻，加價不應淪為財政短視的應急手段，更不應成為掩蓋結構性問題的權宜之計。市民願意承擔合理代價，但前提是他們看到公平的制度、進步的規劃與溫度的施政。政府若真能以民為本，在提升服務、精準收費與擴大參與方面作出改革，那麼今次的加價風波，或許反而成為推動制度更新的契機。

願未來的香港，不再只在加價時出現政府的聲音，而是在每一個民生議題上，都能聽見市民的期盼與參與的力量。

本網評論員 王小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