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識港網訊】就當代城市形態而言，博物館與美術館等文化機構是具有象征價值和符號價值的文化空間，是文化意識在特定區域的投射，並與公民生活與日常交往緊密相連，身兼公共文化空間、城市復興手段和文化發展戰略的數重屬性。而隨着博物館的概念範疇與社會角色被不斷地重新審視，博物館文化建設已然成為一種塑造城市形象與助推區域經濟發展的主動性策略，如何最大化地激發其社會價值，甚至輻射至更廣泛的城市區域並帶動城市文化的提升，則成為了城市博物館的規劃者和建設者需重點考量的問題。
公眾是當代博物館建設的“主要對象”
在談論城市博物館建設時，理清公眾對博物館的需求與當代社會對博物館的認知是首要的。自上世紀80年代全球範圍內迎來新博物館學的浪潮，博物館從展示“物品/收藏品”到關註“人/社區”的轉變已普遍為公眾所接受。
學者鄧肯·卡梅隆（Duncan Cameron）亦指出，在當代思潮的影響下，博物館若僅保持一種聖物化的、單向度的知識灌輸方式，如此俯視性的、居高臨下的、不容置疑的疏離感將會使其成為眾矢之的。與之相反，博物館關於教育和溝通的公共屬性與表達功能被重新認識，並且作為可行性的實踐思路得以論證。關於博物館當代轉向的論述指出了一個潛在的思想：公眾是切實存在的，可以充當當代博物館建設的“主要對象”。
近年來，美術館與博物館已經不限於作為收藏、分類和陳列人類文明遺產的實體場所而存在，更演變成為了與公眾雙向交流、協商社會議題的溝通平臺，甚至進一步拓展為打破邊界的“無墻的美術館”，滲透到社區治理工作當中。這些機構實踐不僅帶來了城市層面的變化，也對博物館學與美術館學的專業建設構成新的影響，它所指向的人文尺度意味著博物館和美術館必然需要集合不同系統的、跨領域的現實經驗，在多方持續的發問、回應與討論中形成鮮活的合作場景。
城市與博物館之間的相互關系
博物館等文化群落的建設需要結合城市的歷史文脈和本土特色，並兼顧到未來發展的可持續性。相應而言，一個城市的文化基因不僅在於多年的歷史沈澱，也在於它的機遇、發展模式以及文化機構自身所具備的文化自覺與運營意識。城市與博物館之間相互關系的最終落腳點在於個體、機構與區域三者如何形成合力，這種有序狀態下的合力類似於生物群落中彼此適應、互相給予養分的共生關系。目前，北京、上海、廣州、深圳、成都等各大城市的藝術版圖都在紛紛落子，試圖激發文化機構的群落效應，在差異性的城市環境與藝術土壤中，博物館如何明確自身的發展方向和定位？又應當如何借助本土的區位優勢發展出一套適配的運營方法？
在全球範圍內，以文化群落建設助推城市發展已有不少案例，譬如最近二十年間，新加坡以藝術手段刺激國家從工業經濟過渡至知識經濟的“文藝復興城市計劃”等大規模政策，也有畢爾巴鄂市為遏制城市中心區持續衰落而建造古根海姆博物館等機構建設項目，又如奧克蘭藝術區、費城老城藝術區、北京798藝術園區等產業集聚與文化集群，這些文化空間是歷史、政治、經濟、環境等背景因素共同作用和多方博弈的結果。
再以上世紀末英國泰晤士河南岸的文化群落改造計劃為例，泰特現代美術館（Tate Modern）是在這一雄心勃勃的改造計劃中脫穎而出的著名案例。該美術館由坐落於泰晤士河岸薩瑟克區域的班克賽德發電廠改造而來，自1994年美術館改造項目啟動到2016年再度擴建，其中最具標誌性的文化事件是泰特現代美術館根據發電廠渦輪發電機組所在空間改造的近8000平方米的“渦輪大廳”，以及由此推行的大型展覽項目“渦輪計劃”的實施。這種對建築的適應性再生改造一方面延續了城市原有的歷史文脈和社會記憶，另一方面也造就了新泰特各類無法被復制的特質，使得它成為了一個在今日仍然適用於許多實驗性展演與前衛探索的新型展覽空間。從城市區位來看，泰特現代美術館與莎士比亞環球劇院、倫敦眼、國家劇院等地標建築的原址密集地集中在舊工業區，它們是英國工業史的遺留物，也在20世紀70年代以來被策略性地規劃為文化基礎設施改造的組成部分，參與了倫敦南部文化和城市生態的復興並反哺著整片薩瑟克區域的發展。
凝聚城市散落的文化藝術生態
“文化集群”（cultural clusters）涉及文化設施、創意產業以及城市規劃等多個層面。這種群落屬性帶來的啟示，並非聚焦於建築的一磚一石有何價值，而是核心區域如何依托自身的空間特點與區位因素創造藝術實踐的現實條件，最大限度地建構藝術與公眾、與當地經濟、與環境和社區生活的循環系統。
深圳近年公布的“新時代十大文化設施”也提出了國深博物館、深圳海洋博物館、深圳自然博物館、深圳美術館新館等機構的建設規劃，然而在基礎的建築架構和場館設施完成之後，應如何凝聚深圳目前較為散落的文化藝術生態，形成連續性的區間協作以及可持續發展的文化圈？
針對深圳的地理位置來說，它占據了與香港接壤、與澳門隔海相望的優勢區位，是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的關鍵連接節點。但由於深圳從邊陲小鎮極速發展而起，立足本土的文化與藝術事業仍相對滯後，未成系統，此次的新規劃或許會是一次激發深圳文化發展潛力的契機，將助其在未來從地域的夾層狀態過渡為大灣區的文化重鎮。在此之前，至少有兩個問題需要理清：其一，如何結合地域特色和具體的機構運營策略，樹立機構建設的文化意識和品牌意識，進行持續性的知識生產和文化輸出。其二，人才培養、識人善用仍是確保機構專業性與學術性的最根本手段。除了通過校館合作、產學研互動來培育機構管理的復合型專業人才，還要優化文化場館自身的管理結構，把握大灣區的人才交流活力，只有這樣，才能最終實現博物館、美術館與城市文化生態的長遠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