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識港網訊】本期“文學天下”講述《廢墟的故事》。這是最新的馬華文學作品，它的新來自於作者以及素材的詮釋。馬華作家們持續地創作，試圖解決身分、認同與地域問題。嚴格上說來，年輕世代的寫作者“更加努力地悲傷”。

在這本小說集裏，青年作家鄧觀傑試圖為國家、民族、地域、家庭與個人等問題提出階段性的解答，作為青年時期的終結。但“童年，是作家的提款機”始終沒變，鄧觀傑的這臺ATM似乎沒有提款的上限，源源不絕的情節漫布在每則短篇裏。

鄧觀傑生於1993年，是馬華旅臺作家中至為年輕的一位。他憑借文學獎出道：二十歲時獲馬來西亞華花綜文學獎小說家首獎（2013年），後又斬獲香港全球華文青年文學獎小說組首獎（2017年）和印刻文學超新星文學獎首獎（2018年）。與李永平、張貴興、黃錦樹等前輩作家不同，熱帶雨林、馬共歷史等馬華文學的“標配”在鄧觀傑的小說中近乎隱匿。也因此，其筆下有關旅臺經驗和馬來小鎮（家族）的故事，少了縹緲潮濕之氣，多了些明麗、清朗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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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寫作第一個十年的結晶，鄧觀傑首部小說集《廢墟的故事》（雙喜出版/遠流文化，2021年6月）便是上述風格的集中體現。小說集出版後獲“《亞洲周刊》十大小說獎”，時隔一年，簡體版易名為《故事的廢墟》（寶琴文化，2022）在大陸推出，兩個書名，構成巧妙對位。

《廢墟的故事》收錄的八篇小說借鑒互文、拼貼等後現代主義技巧，展現出鄧觀傑獨特的小說感覺和成熟的敘事技藝。作者於後記中稱為“七篇半”，或許是因《林語堂的打字機》與《弟弟的遊戲》兩篇都寫到“完美的打字機”（一種可讀取人類意念的自動打字機，是人工智能和“腦機接口”的文學化），在故事創意和情節敷演上存在互文與呼應，可視為“一篇半”。

黃錦樹在臺版序中撿取“怪物”“寫作機器”“廢墟”為關鍵詞，指陳鄧觀傑小說的堂奧。但在我看來，三個關鍵詞不過是形式上的“能指”，其“所指”，主要落在旅臺和馬來小鎮經驗的對照、流轉及重塑過程。遍布書中的“廢墟”，是經驗被拆解和復魅之後提煉出來的美學意象。具體到各個篇目，廢墟化身為不同的“空間”，如荒廢的校舍和堆疊垃圾的宿舍（《廢墟的故事》）、糞坑和廁所（《洞裏的阿媽》）、荒廢的戲院（《Godzilla與小鎮的婚喪嫁娶》）、巡回遊樂場裏的鬼屋（《樂園》）……在此基礎上，特定的裝置（打字機、電腦、遊樂設施等）既統攝了“廢墟的故事”，又將故事消解為“廢墟”。

最典型莫過於首篇《廢墟的故事》，它試圖將馬來與臺灣地區經驗打通——和其他篇目（除了《樂園》）一樣，這篇小說采用第一人稱敘事——故事中的“我”赴臺北參加英文考試，考前與大學同窗阿蔡重逢。在阿蔡邀請下，二人翻墻躍入廢棄的舊宿舍。阿蔡是個寫作者，擅長將公共經驗轉化為小說，他在堆滿垃圾的宿舍裏寫作，是個現實的拾荒者，又是“故事的盜取者”。為了完成“屬於我們的偉大的作品”，阿蔡邀請“我”講一段“僑生的故事”。“我”因而想起在馬來讀高中時，與同學阿安溜進學校機房玩打字遊戲的往事。在那個遊戲裏，“失敗的符號”堆積成殘垣斷壁，人被淹沒在文字的廢墟中。就在同一天，小鎮發生了女學生被奸殺的命案，學校被迫關閉，成了“一片廢墟和荒野”。這是篇嵌套故事。兩段故事分別對應（過去的）馬來小鎮和（現在的）旅臺時光，構成小說的“差異與重復”（德勒茲語）。《廢墟的故事》語言偏口語化，結構松散，折射出作者對經驗與故事關系的曖昧態度：所有的經驗最後都貶值、淪為廢墟，而小說則從中匯聚升騰，形成雲霧。這種態度，或可歸為“文學虛無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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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第二篇《巴黎》開始，作者的文體意識明顯增強，故事結構緊湊起來，遣詞造句愈發雅致和書面化。關鍵是，兩地經驗的流動和對照更為自然貼切，比如《Godzilla與小鎮的婚喪嫁娶》一篇，小說動用了現代中國文學常見的“返鄉”結構，敘述臺灣求學的“我”回馬來故鄉參加堂弟婚禮的故事。其取巧之處在於將超現實（幻想中的哥斯拉在小鎮孵卵）與小鎮故事（婆婆的葬禮和堂弟的婚禮）並置，借此敷演出1990年代以降，馬來鄉土新與舊的沖突（如西式婚禮與傳統中式婚喪禮儀）和家族代際的更叠（又一個“廢墟與重生”的故事）。類似的“兩地書”還有《洞裏的阿媽》和《巴黎》，前者寫“我”在臺北的求學、打工和蝸居廁所的故事，借糞坑和廁所隱喻人的精神境況，頗堪玩味；後者寫酒醉的祖父向“我”說起他年輕時（1960年代）到過巴黎，見證五月風暴、甚至與薩特握手。虛實相生，是典型的“不可靠敘事”；而《弟弟的遊戲》也采用返鄉結構，勾連《林語堂的打字機》，讓那臺“完美打字機”出現在馬來小鎮。

在這些篇目中，《林語堂的打字機》一篇至為難得，小說以“我”和“先生”（被囚禁在打字機中的林語堂幽魂）的對話寫成，續寫林語堂發明“中文打字機”的故事。林語堂與南洋大學的往事浮出水面，堪比黃錦樹重寫郁達夫與南洋的《南方之死》。

《樂園》以建國父子兩代人的不同命運為軸心，書寫巡回遊樂場由盛至衰的故事。遊樂場是英國殖民地的“遺跡”，建國父親將其中的基督教鬼屋改造為穆斯林的“天路歷程”，以此吸引馬來人，但最終還是被時代淘汰，淪為廢棄物。故事結尾，建國故地重遊，此時鬼屋下起熱帶暴雨（和集子末篇《故事總要開始》裏那場大火異曲同工，將與馬共歷史有關的記憶澆滅或焚燒），建國悲哀地想起自己是個孤兒……以上三篇，是整部小說集最為耐人尋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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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旅臺經歷的鄧觀傑，在流動和遷徙中寫出了深具“世界文學”特質的小說，敘述也更加靈動和自在（哪怕擺脫不了反復書寫故鄉的“迷思”）。在這些故事裏，馬來西亞和臺灣經驗相互照亮，彼此成就。帶有自傳性的個人經驗——旅臺求學、打工和返鄉的年輕人——往往裹在家庭倫理和代際沖突的框架中，由此造就一種小說的“廢墟美學”。

閱讀鄧觀傑的小說，免不了將其與大陸年輕一代的寫作進行比較。在同代人癡迷於“講故事”的時候，小說成了一種形而上的比拼：如何將抽象化的觀念點石成金，落為動人的細節和真摯的情感，由此傳達幽暗的批判、走向深遠的境地，是幾乎所有寫作者都孜孜以求的。

這也是《廢墟的故事》提供給我們的“對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