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韓正副總理專程來到粵港澳大灣區（廣東）創新創業孵化基地，走進廣州市天河區港澳青年之家，與港澳青年交流座談，中央領導人的舉動，無疑是在政治上宣示對港青在內地創業的支持。這幅畫面如果放在二十年前，會被媒體解讀為想要爭搶香港的人才、技術和資金，但今時不同往日，如今只會被認為香港的創業環境已經無法留住港青，這也是香港已經落後於時代的註腳。

新中國成立後，由於歐美國家對中國實施貿易禁運，香港成為中國大陸轉運物資、征集資金的核心通道。在那個點石成金的年代，一大批無名港青迅速成長為商界大鱷。1955年，27歲的港青李嘉誠懷揣7000美元創辦長江塑膠廠，凭借物美价廉以及中國傳統審美觀設計的优势，長江塑膠廠迅速打開市場，大獲成功。同一時代迅速冒起的還有李兆基、鄭裕彤、包玉剛等青年巨富。乃至廿年后，台灣的郭台銘也是照著李嘉誠的路走了一遍——靠塑料行業挖得第一桶金。

前進的道路上有時是時代推著人走，但更多時候是人要跟著時代走。隨著互聯網浪潮的興起，1997 年，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在《施政報告》中指出，將香港建設成產品發明中心和國際中醫中藥中心的目標，並注資 50 億港元設立創新及科技基金(ITF)，相繼建立了科學園及數碼港專案，喊出「香港要成為在發展及應用資訊科技方面的全球首要城市，尤其是在電子商業和軟體發展上處於領導地位」。

畢竟那時的香港已經是全球金融中心，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都是世界一流大学，贵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香港要發展高科技產業既不缺錢、也不缺人才。可隨即到來的互聯網泡沫给了数码港项目当头一棒，香港的投資者也不想在科創上投入了，數碼港在李澤楷手裡變成了來錢快的房地產項目，李泽楷以其精明的手法生動詮釋了投機與投資的區別。

香港這個地方，資金快聚快散，大家都熱衷於賺「快錢」，沒人願意日復一日的打磨技術產品，畢竟有穩定的富礦守著，誰願意再去冒險開拓新領地。这也印证了巴菲特老爺子說的话，沒人願意慢慢變富！而一旦赚「快錢」在整个社会成了风潮之后，「慢錢」自然被资本和投机者嫌弃，甚至也會把有心搞科創的人誤解成投机者，久而久之「快錢」也就成了香港科創的阿克琉斯之踵。

數碼港之後，港府又提出了「矽港」計畫。與數碼港不同，這個計畫獲得台灣企業家張汝京的明確支持。張汝京被譽為「半導體教父」，當時剛從臺積電出來，有意在香港建設晶片廠。以張汝京的號召力，晶片廠一旦建成，必將帶動上下游產業鏈，香港有可能成為重要的晶片製造基地。但那時香港輿論質疑張汝京實為「炒地皮」，因此港府最終沒有撥地。與此同時，上海以近乎免地租和五年免稅的優惠措施，吸引中芯國際前來落腳。如今中芯國際已是中國最大、世界第五的晶片製造商。而再後來，港府又提出了「中藥港」「生物穀」計畫，結果如何可想而知。

不止真正的投資者在香港被視為投機，真正有潛力的科创項目在香港也得不到投資。香港頂尖大學頗多，每年在智能控制、新材料、生物科技等領域都有大量的研究成果，卻很難進行市場轉化。香港科技大學教授郭海城在2001年發明了微型顯示器，當時團隊曾聯繫無數本地企業投資，但當時投資者均認為項目是Low-tech「撈嘢」項目（撈快錢）而紛紛拒絕。由於在香港融資失敗，郭海城不得不將該技術賣給台灣半導體開發商奇景光電。這家公司後來將該項發明成功應用於谷歌眼鏡的生產。大疆的創始人汪滔在香港科技大學學習期間就同導師開始了遙控直升機課題的研究。但由於缺少香港政府及風險資金的支持，汪滔最終於2006年選擇在深圳創辦公司，最終成就了全球最大的民用無人機企業。有人做個統計，平均一元錢的科技投入背後要一百元商業投入加起來，才能從一個想法變成一個能賺錢的產品，而上述例子則鮮明闡釋了什么是「科研成功、商業失敗」。

在看望港青創業的時候，韓正副總理頗有感觸的提到了獅子山精神，並跟大家一起合唱《獅子山下》。創新創業從來都是無中生有的事情，失敗比例非常高。無論是美國矽谷還是深圳，其能夠成功的最主要原因，就是不怕失敗的精神。香港是中西文化結合緊密的地方，碰撞出了不少創業理念同文化，而代表香港人冒險精神同夢想基因的獅子山精神，是否正在被醫生、會計師、律師等高薪崗位的安穩同炒樓搵快錢的快感所取代？抑或正在被失敗後要承擔的高樓價所困擾？還是希望政府和社會多多考慮青年創業的後顧之憂，多多呵護香港的創業基因！

本網評論員 王小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