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人均有稱呼，稱呼在中國是一門既簡單、又複雜的學問。什麼人該用什麼樣的稱謂有著嚴格的區別和講究。就說父母的兄弟輩，在英文只用“ｕｎｃｌｅ’一個單詞就夠了，在咱們這兒，就有叔、伯、舅、姑丈、姨丈等這麼一大堆，而且亂用不得。晚輩對於長者應嚴格按輩序大小的尊稱來稱呼。不能隨意呼叫，更不可直呼其名，否則就會被視為“放肆無禮”甚至“大逆不道”。

稱呼，在家庭裏、親屬間是這樣，在社會上，官場裏更是絲毫含糊不得。一般以官銜、職稱稱呼為宜。按慣例是就高不就低，能提半級更好：見副科長喊科長，遇副教授呼教授。叫者順口，應者高興。據《文摘報》載：杭州某工廠，廠長姓傅而副廠長姓鄭，日常工作和公開活動，傅廠長總被稱為“副”而將鄭副

廠長呼為“正”，弄得傅廠長整天滿臉烏雲，強烈要求上級將姓鄭的副廠長調走，為自己在稱呼上所遭受的“冤假錯案”撥亂反正。讀到一篇記述林彪家事的文章，他的女兒就稱林彪為“首長”，稱葉群為“葉主任”，現在林彪早已化為焦土，但這種稱呼政治化的陰魂依然未散。你說，在今天的絕大多數單位裏，誰敢對自己的頭兒直呼其名？

稱呼政治化，其實並非林彪的專利，及是封建祖宗的遺產。在封建時代，人際關係的核心是三綱五常、君臣上下之間有森嚴的等級分別。開國皇帝的草莽父母、老丈人丈母娘，人宮階見自己的兒子，女、婿這些小輩，也得跪倒叩頭，口呼萬歲。政治上的尊卑遠遠蓋過了親屬間的長幼。此外稱呼的講究還在於避諱。且不說有位田登大人因諱“燈”字貼出過“本州依例放火三天”告示的千古笑話，就是至高無上、大慈大悲的觀世音菩薩，在唐太宗李世民時代，民間也因“世”字避諱而要委稱為“觀音菩薩”。神仙碰上政治，尚要如此，布衣草民還有什麼可言？

其實，由於存在事實上的分工不同，在稱呼上加上官銜，已是很普遍的現象，也沒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但從稱呼上卻可以看到被稱呼者的心態和與稱呼者之間的關係。劉少奇同志在當選為人大常委會長當天，他的秘書一連叫了四次“劉委員長”，少奇同志都聽而不理，並嚴肅批評說：“我沒有名字嗎？一直稱同志不是很好嗎？”

蘭考的鄉親們管焦裕錄叫“老焦”；北京的工人對李潤五喊“潤五”。這樣直呼其名，不但不是對領導的不恭，更說明“老焦”“潤五”與群眾之間情同手足的關係。

正常的稱呼應建立在人人平等，互相尊重的基礎上。我們應該保持這種沒有藩籬的人際交往，讓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更純淨一些。

1996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