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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裏認識香港



【七一獻詞】潮湧香江 壯闊百年 ——中共黨史視野下的紅色香港
作者:蔣怡   來源:識港網    2021-06-29 10:40
作為「東方之珠」的香港是絢爛多彩的,在眾多的光譜中,紅色的香港格外引人注目——那是革命浪潮中港人的澎湃熱血、苦難歲月中港人的百折不撓、國家崛起中港人的艱辛付出,而這一切都與中國共產黨百年來的奮鬥歷程牢牢地綁定在了一起,為了祖國的繁榮富強、為了民族的偉大復興不懈努力。

編者按:

一提到香港,人們總會與資本主義掛鉤。在過去漫長的殖民歲月中,香港作為中國觀察西方社會最近的視窗,似乎蒙上了一層面紗,給國人帶來些許神秘色彩。但事實上,近百年來,在民族獨立、國家富強的征程中,香港從未缺席。不論風雲變幻,中國共產黨與香港人民之間的血肉聯繫從未中斷。恰逢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香港回歸24周年之際,回顧百年來這段盪氣迴腸的歷史,香港在党的奮鬥史中所擔當的重要角色,理應作為今日我們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開啟香港良法善治新局面的重要依據、根本遵循。

謹以此文,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香港回歸24周年。

序  言

「我好比鳳闕階前守夜的黃豹,母親呀,我身份雖微,地位險要。如今獰惡的海獅撲在我身上,啖著我的骨肉,咽著我的脂膏;母親呀,我哭泣號啕,呼你不應。母親呀,快讓我躲入你的懷抱!母親!我要回來,母親!」

——聞一多:《七子之歌·香港》

 

愛國詩人聞一多在1925年創作的《七子之歌》中,有一則關於香港的小詩。悲愴的呼喚,字字泣血,成為那個時代香港的烙印。在「白人至上」的種族理念下,香港表面繁榮,貧富差距卻相當懸殊,勞動者無所依靠,在殖民政府和資本家的雙重盤剝下民怨鼎沸,香港勞動人民爭權益、爭待遇的抗爭此起彼伏。

也是1925年,中國內地的國民大革命漸進高潮。上海「五卅慘案」、廣州「沙基慘案」相繼發生,激起全國人民的極大憤怒。以此為導火索,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運動浪潮迅速席捲全國。受此革命氛圍的影響,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全港勞動者掀起省港大罷工,杯葛港英殖民政府,抗議帝國主義暴行,25萬港人參與了這場反帝愛國運動。剛成立不久的中國共產黨,毅然決然地站在了香港勞動人民一邊,「外爭國權、內爭民權」,領導港人勇敢反抗西方殖民者,以愛國主義凝聚了大量熱血青年。歷史上這輝煌壯麗的一頁,是中國共產黨與香港不解之緣的開篇。

一、潮湧香江:推進中國革命的重要陣地

「打倒列強,打倒列強,除軍閥,除軍閥。努力國民革命,努力國民革命,齊奮鬥,齊奮鬥……」

——《國民革命歌》

 

當國民大革命的風潮席捲全國,香港一度成為這場運動的暴風眼。在省港大罷工期間,受愛國主義感召,大量罷工的香港勞工前往廣州,加入國民革命軍,成為廣州國民革命政府的有力支柱,為接下來的北伐戰爭勝利奠定了堅實基礎。在香港,省港大罷工持續整整16個月,其中所醞釀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情緒徹底爆發了出來,香港民眾的覺醒令港英殖民者大為震撼,也驗證了香港對中國內地的嚴重依存度。1926年,港英殖民政府便不得不調整策略,在立法局中增設3個華人議席,吸納華人加入管治團隊,推出惠民舉措,進一步提高勞工待遇,緩和民族矛盾。

轟轟烈烈的省港大罷工,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性工人運動的序章。事實上,香港是中國共產黨革命活動的重要陣地。早在1921年8月,剛成立不久的中共就委派鄧中夏來到香港,領導與發動海員罷工,及至省港大罷工,已經有相當數量的勞工入黨,中共香港市委、中共太古船塢黨支部相繼設立,就連當時的中共廣東省委機關也設在香港。

彼時的中國共產黨雖然尚屬年輕,已獲得廣大勞動人民的真誠擁戴。遺憾的是,在1927年,國民黨右派發動反革命政變,中共遭受了可恥的背叛,在白色恐怖中,工人運動轉入低潮,大革命宣告失敗。但共產黨人為國為民的非凡擔當與勇氣,已經在這次血與火的洗禮中展露無遺,中國共產黨與香港人民的血肉聯繫,牢固地建立了起來。

 

二、共赴國難:堅持紅色武裝的抗日通道

「如果日本對我們宣戰,我們根本不可能守住或馳援香港。增加我們勢必在那裡遭受的損失是極不明智的……我們應避免在難以守住的據點消耗我們的實力……」

——溫斯頓·邱吉爾:《第二次世界大戰》

 

在殖民者看來,香港好似一隻會下金蛋的母雞。當產生利潤時,尚且可以盤踞於此好好經營;當面臨系統性風險時,則率先逃之夭夭。1941年12月7日,日軍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全面爆發。還沒等英國人反應過來,英國在亞太引以為傲的「威爾士親王」號及「卻敵」號戰略巡洋艦就被日軍擊沉,英國人惶恐不已。面對日軍的兵鋒,駐港英軍象徵性地抵抗了一陣,就全體繳械投降。

英國人走了,可香港人還要繼續在這片土地生存,殘暴的日軍把香港也變成了人間煉獄。據不完全統計,在日據時期,香港至少有1萬余名平民被日軍處死。前養和醫院院長、香港著名的外科醫生李樹芬回憶,當時他在九龍開辦了一家醫院,估計至少治療了1萬余名強姦受害者,「很多人被刺刀捅倒在大街上,有些人被用繩索穿過手臂上用刺刀戳出的洞穿在一起,被推入港口的海裡。」而這個時候,曾經不可一世的英國人被日本人打得抱頭鼠竄,在東南亞、在南亞,到處都是潰不成軍的英國部隊。港人要反抗,所依靠的只有一支武裝力量,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東江縱隊。

早在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之際,中國共產黨就計畫在香港設立八路軍駐港辦事處。1938年1月,在皇后大道中18號,出現了一家名為「粵華公司」的商號。在廖承志的領導下,駐港辦事處積極對外宣傳中國的抗日,爭取國際社會對八路軍、新四軍的支持。在日英尚未全面撕破臉期間,駐港辦事處作為中共抗日爭取外援的平台,發揮了重要作用。在抗戰初期,香港憑藉其自由港的優勢,在日本對華的全面封鎖下,承擔了海外向國內運轉武器、戰略物資的重要任務,香港也成為支援全國抗日的特別通道。

1938年10月,在八路軍駐港辦事處的籌措下,一支由中國共產黨員和香港進步工人組成的紅色抗日武裝在現今的深圳坪山悄然組建。在廣東地區,東江縱隊猶如一把插進敵人心臟的利劍,對日寇進行了沉重的打擊。1942年2月,東江縱隊港九大隊成立,對據港日軍開展遊擊戰。其後,港九大隊策劃了著名的「文化名人大營救」「盟軍飛行員營救」等活動。在九龍、西貢、沙田一代,港九大隊神出鬼沒,著名的抗日英雄「劉黑仔」(原名:劉錦進)一度令日軍聞風喪膽。在整個抗日戰爭期間,東江縱隊以2500余名隊員犧牲的巨大代價,殲滅日偽軍9000餘人,組織大小戰鬥1400餘場,在艱難的敵後戰場痛擊日寇,有力地支援了港人的抗日活動。歷史再次證明,只有強大的祖國才是港人最堅強的後盾,否則只能是砧板上的魚肉,任人宰割。而中國共產黨始終與香港人民患難與共、不離不棄。

 

三、第三地帶:打破國際封鎖的對外視窗

「在原則上,帝國主義在華特權必須取消,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必須實現,這種立場是堅定不移的。但是,在執行步驟上,則應按問題的性質及情況,分別處理……其尚不可能解決者,則應暫緩解決……凡問題尚未研究清楚或解決時機尚未成熟者,更不可急於去解決。」

——1949年1月19日中共中央《關於外交工作的指示》

 

日本敗亡後,英國重返香港恢復殖民統治。但經歷過二戰的洗禮,世界民主潮流的興起及民族解放運動的高漲,舊殖民體系遭到巨大的衝擊。港英殖民政府為了穩住陣腳,不得不轉變傳統生硬的殖民管治方式,推行柔性政策,香港的政治環境變得相對寬鬆起來。在這種情況下,香港成為了當時中國的一塊「飛地」,雖是中國領土,但既不屬於國統區、也不屬於解放區,成為名副其實的「第三地帶」,這為建國後中國共產黨打破國際封鎖創造了有利條件。

在雅爾達體系支配下的世界,由於意識形態上的對立,新中國甫一成立就面臨西方的封鎖。黨中央為應對這種不利局面,提出對港澳工作的十六字方針「暫不收回,維持現狀,長期打算,充分利用」。在香港,作為東江縱隊撤回內地的條件,港英殖民政府同意中共在港設立代表機構——新華通訊社香港分社(中聯辦前身),香港也由此成為中國共產黨對外宣傳的重要陣地。

從1945年起,《正報》《華商報》等報紙相繼創刊、復刊,獨家轉載新華通訊社的電訊和解放日報的社論,打破西方傳媒及國民黨政府的輿論封鎖,向世界介紹中國革命的真實進展。新中國成立後,《大公報》《文匯報》相繼為黨所用,《經濟導報》《香港商報》先後創刊。由於左派報章立場鮮明,堅決站在廣大香港人民一邊,以愛國進步立場反映香港經濟社會現實,不僅大受港人歡迎,也成為監督港英政府的輿論利器。在上世紀50至60年代,牢牢佔據香港輿論場主陣地,香港成為那個時代中國共產黨向國際社會發聲的重要視窗。與此同時,由於香港經貿的特殊性,成為新中國打破經濟封鎖的重要管道。1947年成立的華潤公司,是當時中國共產黨在香港的龍頭企業,建國後華潤公司為新中國建設帶來了大量的外資與援助物資。

除了中共創立的在港企業,香港本土商界的支援也必不可少。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面對打在家門口的侵略戰爭,新中國毅然參戰,迎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聯軍。美國人叫囂道「凡是一個士兵可以利用的東西不許運往共產黨中國。」面對嚴厲的經濟封鎖,愛國商人霍英東不顧港英政府阻攔,冒著破產的風險,為新中國運送戰略物資,支援抗美援朝。在此後的歲月裡,霍氏家族與中國共產黨始終保持著親密的合作,為新中國的發展建設貢獻力量。患難見真情,香港從來不缺乏愛國者,在中國共產黨艱難探索的奮鬥歷程中,總有香港人挺身而出,為國解難。

 

四、攜手同進:助推改革開放的有力抓手

「我們歷來認為,香港的主權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但香港又有它的特殊地位,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這個問題本身不能討論。但可以肯定的一點,就是即使到了1997年解決這個問題時,我們也會尊重香港的特殊地位。」

——1979年3月29日,鄧小平會見麥理浩時關於香港地位問題的講話

 

直至現在,回顧港英殖民時期的歷史,有些人甚至認為從頭至尾都是美好的。但事實上,在上世紀50年代,香港各方面的狀況還不如上海。到了60至70年代中期,香港的生活較之內地稍好,但也並不是非常繁榮。今日香港所引以為傲的法治、高福利,在那個時代幾乎沒有。殖民政府內部橫行的腐敗令群眾深惡痛絕,「白人至上」的種族論甚囂塵上,勞工階層的抗爭從未停止過。直至70年代中後期,香港才進入飛速發展階段,人們將這一階段稱為「麥理浩時代」,被認為是香港的黃金時代。但人們往往忽略了一個事實,沒有祖國內地實施改革開放所帶來的經濟騰飛,香港難以取得快速發展的非凡成就。

建國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香港以其特殊的地理和歷史地位,一直扮演著中國內地與世界各方面的「連絡人」的角色,而改革開放使香港「連絡人」的功能和作用充分地發揮了出來。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改革開放由此拉開序幕。1979年3月,港督麥理浩訪問中國內地,鄧小平在會見他時表明了中國政府對香港問題的立場。其後,在香港施行「一國兩制」的構想逐漸付諸實踐。1984年12月19日,中英簽署《中英聯合聲明》。政治氛圍的轉暖引發大批港商投資內地、搭乘改革開放快車的熱潮。

《中英聯合》聲明發表後,香港經濟發展迅猛,1986年至1988年,香港GDP年均增長率為11.3%。1985年,中國內地成為香港最大的交易夥伴,並一直保持至今。1987年,香港一度取代日本成為中國內地最大的交易夥伴。到1988年底,中國各家銀行擁有的香港債權已達1000億港元。內地通過香港對外投資額占全國對外投資總額的比率長年保持在60%左右。改革開放初期,內地經濟的騰飛令香港受益匪淺。

港商群體在改革開放的進程中創造了多個「中國第一」。1980年4月,美心集團創始人伍沾德成立內地第一家中外合資企業——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1990年,由霍英東主導建設的廣州白天鵝賓館成為完全由中國人設計建造並管理的第一家五星級酒店。邵逸夫自1985年以來通過邵逸夫基金會,連年向內地教育事業捐贈,累積近50億港元,建設各類專案達6000餘個,是中國捐資助學「第一人」。更多的事例不勝枚舉,充分顯示了港人反哺內地的愛國熱情。在改革開放40餘年的征程中,港人與中國共產黨親密合作、彼此成就,取得了舉世矚目的輝煌成績。

 

五、赤子回歸:一國兩制構想的成功實踐

「由於香港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和祖國分離,香港同胞往往對國家缺乏瞭解。在『一國兩制』的新環境下,我們將會有許多機會和充分條件,去認識國家,認識民族;去熱愛國家,熱愛民族。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夠重新接上中華民族的根,『一國兩制』的事業才能成功。」

——1997年7月1日,董建華在就職典禮上的講話

 

「一國兩制」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解放思想的重要成果,更是國家改革開放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一種政治寬容精神的體現。這種寬容體現在對祖國統一事業上的創新性解讀,容許不同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存在,尊重既有的客觀事實、歷史傳統。同時,「一國兩制」也是過去對立的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之間的一種「和解」,促進兩種制度相互學習、取長補短,在人類政治文明史上寫下了光彩奪目的中國方案。

自1997年7月1日,香港正式回歸起,港人實際上已開始享受兩種制度相互交融而帶來的各種紅利,在從政、經商、就學等多個方面享受著超國民待遇。在「一國兩制」和《基本法》成功實施的24年裡,中國共產黨成功帶領香港人民克服1998年金融危機、2003年「非典」以及當下的新冠肺炎疫情等多種困難,推出《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制訂《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支持內地企業到香港IPO上市、開放「自由行」等等,這些惠港舉措極大地促進了香港經濟的向上發展以及民生事業的長足進步。

在經濟上,2021年3月,香港在由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與英國智庫Z/Yen集團聯合編制的「第29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數報告(GFCI 29)」中名列全球第4名。2021年6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公佈對香港金融體系評估的總結,再次肯定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在民生上,根據世界衛生組織2020年最新發佈資料,香港從2018年起已連續兩年成為世界上人均壽命最高的地區,平均壽命為84.7歲。在聯合國開發計畫署根據地區居民平均壽命、受教育年限、人均國民總收入所計算出的「人類發展指數」中,香港在2018年的排名高居全球第4。一系列的事實均證明,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一國兩制」沒有辜負港人對於美好生活的期待。

但是,仍然應看到,回歸以後,殖民主義的幽靈仍長久地盤踞於香港社會。「戀殖情結」在西式「民主」「人權」「法治」概念的包裝下無限放大,終於釀成2003年「反二十三條」、2014年非法「占中」、2019年修例風波等重大動亂。反中亂港分子一貫把中央的寬容作為攬炒的砝碼,只允許講「兩制」,而不允許講「一國」。無限放大「高度自治」,仿佛只有反對派恣意妄為才是「一國兩制」,而中央政府行使憲制權力,維護國家安全,就被污蔑為「專制」。這種妄圖造成中央管治權「空心化」的圖謀,終於在香港國安法和選舉制度的完善下徹底破產。但這些動亂也令人意識到,「一國兩制」在港實踐的道路仍然充滿挑戰。沒有「一國」何來「兩制」?沒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就沒有「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

 

六、展望未來:開啟良法善治的嶄新篇章

「對香港、澳門來說,『一國兩制』是最大的優勢,國家改革開放是最大的舞台,共建『一帶一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國家戰略實施是新的重大機遇。我們要充分認識和準確把握香港、澳門在新時代國家改革開放中的定位,支持香港、澳門抓住機遇,培育新優勢,發揮新作用,實現新發展,作出新貢獻……」

——2018年11月12日,習近平在會見港澳各界慶祝國家改革開放40周年訪問團時的講話

 

香港以自己的特殊經歷融入了中國共產黨百年來矢志奮鬥的壯麗史詩,「一國兩制」事業成為其中的華彩篇章。當歷史照進現實,許多事實便清晰明瞭。是誰真正關心港人福祉、是誰始終珍視香港價值、是誰堅決捍衛「一國兩制」,答案只有一個,當然是中國共產黨。

在香港國安法、選舉制度改革的新常態下,香港面臨著再次騰飛的重大機遇。目前,香港經濟社會已由亂轉治,徹底擺脫困擾多年的「政治泥沼」。如何聚焦民生,解決社會深層次矛盾,把握機遇儘快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將是未來重要的考驗。香港將怎樣填寫好這一張張沉甸甸的答卷,從而開啟良法善治的新篇章,我們充滿期待。

作為「東方之珠」的香港是絢爛多彩的,在眾多的光譜中,紅色的香港格外引人注目——那是革命浪潮中港人的澎湃熱血、苦難歲月中港人的百折不撓、國家崛起中港人的艱辛付出,而這一切都與中國共產黨百年來的奮鬥歷程牢牢地綁定在了一起,為了祖國的繁榮富強、為了民族的偉大復興不懈努力。

 

本網評論員 蔣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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