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上周天水圍17歲少女的確診，香港連續37天新冠病毒零確診的記錄中斷，至今源頭不明。該病毒株之前在香港從未出現，料涉未知新輸入個案。

港府如今的入境隔離政策不可謂不嚴格，但奈何病毒越變越狡猾，潛伏期一再加長，再嚴格的隔離措施也是「走鋼絲」，隨時有「斷纜」風險。內地防疫如此強硬都有走漏，搞到廣州滿城風雨，正是例證。

在此形勢下，香港過低的疫苗接種率就更顯刺眼，截至現在750萬人口中只有110萬人接種完兩針。港府必須將提高接種率提至首要任務來做，甚至應設為KPI權重最高事項。

還好，僵持許久後，商界推出了一系列福利鼓勵市民打針，但政府卻一直不願入局，希望靠大獎吸引和宣導就完成任務，這未免太天真了。

筆者近期在各種社會關係中的粗略調查了解到，排除少數盲反政府的人群，大多數人都在觀望，包括很多「藍營」人士。也難怪，自疫苗接種開始，港府在疫情維持低位元的情況下錯誤的選擇了優先接種老年人，造成初期出現身體反應的案例比例過高，使市民先入為主的質疑疫苗安全性。這種氣氛的余溫還在，自然接種意願低。另外，很多急待通關的民眾，本應最支持疫苗政策，卻由於政府遲遲沒有確定通關時間而持續觀望，發出「如果打了針到通關之日過了保護期豈不是需要重打？」的靈魂之問。

但疫情不等人，香港經濟不等人，失業大軍不等人，港府必須跳出「小政府，大市場」的迷思，直接落場出招，彌補之前的失誤。

如果說商界出「胡蘿蔔」，那政府最適合的就是出「大棒」。當然說的不是亂打的「大棒」，而是合理的「大棒」。疫情嚴重非兒戲，一個案例可能讓全社會被迫暫停，打針者不僅降低自身風險也是對社會負責，理應享受更多便利；而不打針者，感染風險高，在必要時也理應接受更多限制。

這就是整體的政策思路：為打針者提供便利，為不打針者設置合理限制。

這種思路已在以色列成功，且執行極為嚴格。以色列政府設定電子通行證制度，只有疫苗接種者及康復者才能憑藉手機上的「綠色通行證」進入商場、餐廳、健身房、游泳池等公共場所，重手催谷接種率。在1月疫苗剛開始接種時，以色列每天的新增確診數超過10,000例，到6月1日以色列已經取消「健康碼」限制。6月8日以色列全國新冠確診數降至8例。

而在香港應具體在那些方面實行？筆者認為應分幾類：

第一，將已接種者的防疫配合級別降低。

現在已允許第二針打過14天且為確診案例密切接觸者的人士將檢疫中心隔離時間由14天縮短至7天。政府可考慮在資料分析的基礎上進一步拉開打針者與未打針者的防疫配合級別，如原本需要去隔離營，打針者可居家隔離；原本需居家隔離，打針者可改為強制檢測；原本作為變種病毒密接需隔離21天，打針者可減半並附加健康觀察。當然，這些都建立在嚴格執行居家隔離和健康監測的基礎上。

這既是實行科學防疫，又可製造打針即獲得生活便利的環境，民眾自然更願意打針。

第二，設立危險聚集活動場所清單。一方面是娛樂場所，例如，演出場地、體育場館、戲院、展覽館、博物館等。可讓打針者可自由出入，為不打針者設置合理障礙，例如提前檢測。

尤其演唱會，體育比賽，戲院等娛樂項目，組織得當可帶動年輕人打針。

另一類是工作場所和學校、宿舍，政府可做類似規定。一些行業，如建造業已開始推行。早前幾間大學已對住宿生制定此類制度：不打針需每周做一次檢測。如今疫苗接種年齡限制已降至12歲，此方法可擴展至中學。

第三，提前部署，向社會公佈大致通關時間表，並以是否接種疫苗為基礎設定通關權利。這樣可使急需通關者「有盼頭」，定將提高接種率。

同時，政府也可以考慮進一步加強疫苗接種方便性，設置流動疫苗車，到一些遠離接種點的社區為市民打針，最大限度提高接種點覆蓋率。

總之，為打針者提供便利，為不打針者設置合理限制，應成為港府下一步疫苗工作的思路。而民眾有無打針，必須成為港府的KPI。

本網評論員 路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