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20年8月廣東海警局在所管轄的海域查獲偷渡案後，這起刑事案引發香港和國際社會的關注，且不斷摻和政治因素，試圖把刑事案變成政治案。

香港的反對派稱其為「十二子」，帶有明顯的褒揚色彩，試圖通過網上輿論把12名偷渡者化身為所謂的「自由戰士」，把依法抓捕和審理偷渡案件扭曲成「政治逼害」，試圖抹掉他們在修例風波中所犯的刑事罪行。

境外政治干預勢力也趁火打劫，不談偷渡行為本身，故意把這起偷渡案曲解成政治事件，作為攪亂香港、干涉中國內政、攻擊中國司法制度的藉口。美英一些政客把偷渡者包裝成所謂「民主人士」，反覆消費他們的家屬，試圖從一個案件驅動已經有些偃旗息鼓的社會運動，繼續擾亂香港秩序，阻止中國的發展。

香港特區政府回應美英等國的指責時則揭露，偷渡的12人都是香港通緝犯，在香港涉嫌犯下多宗嚴重罪行，包括涉嫌製造或管有爆炸品、縱火、串謀傷人、暴動、襲警、管有攻擊性武器、管有工具可作非法用途、違反香港國安法有關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等。他們當中10人已被起訴，獲法庭保釋候審，不准離開香港。他們以非法方式逃離香港，就是逃避法律責任。特區政府會要求內地將他們送返香港，追究在香港所涉嫌干犯的罪行。之後，香港建制派給偷渡者一個別稱——「十二瞞逃」，快速流行起來。

各種政治因素雲霧疊加，給中國內地司法公正帶來多重干擾。人們拭目以待，看中國內地的法院如何判案。

從案發到宣判，深圳司法系統自始至終皆以「偷越邊境案」作為嚴格界定，驅逐各種政治因素和外界影響，以事實為準繩，以法律為衡量尺度，以偷渡者的認罪表現作為量刑參考，依法確保程序正義。從司法機關發布的各種文告，到法院最後的宣判，都沒出現過任何政治詞彙，不談偷渡者過往的政治言行，就事論事，只聚焦於偷渡本身。

內地司法的嚴謹、公正與專業，首先讓偷渡案犯信服。在審查起訴階段，各被告人在辯護律師見證下，自願簽署了認罪認罰書；在庭審階段，被告人當庭表示認罪悔罪。法庭根據各被告人犯罪事實及情節程度的輕重，依法予以不同的處置，並根據認罪態度分別予以減輕或從輕處罰，體現司法的人道情懷——法乃公正善良之藝術。

對於偷渡組織者鄧棨然和喬映瑜，考慮到是受他人組織實施犯罪，在共同犯罪中系從犯，依法減輕處罰，分別判處有期徒刑三年、處罰金人民幣二萬元和判處有期徒刑二年、處罰金人民幣一萬五千元。按照中國刑法規定，組織他人偷越國（邊）境的，要處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如果是偷渡集團的首領，或在檢查時以暴力反抗的話，最高可以判終身監禁。

對於鄭子豪等8名偷渡者，則以偷越邊境罪處置，分別判處有期徒刑七個月、處罰金人民幣一萬元。按中國刑法規定，偷越邊境罪一般判處一年以下刑期，並處罰金。而對涉案的兩名未成年人，檢察機關根據我國對未成年人特殊保護、優先保護的司法理念，專門舉行不公開聽證，做出不起訴決定，並依法遣送出境。

內地司法的公平正義與人道情懷，同樣證明了香港反對派和美英反華勢力的各種主張都是憑空捏造，對中國司法制度的抹黑和污衊詞窮理屈。

對12港人偷渡案宣判後，一種微妙的變化正在發生：海外媒體不再以「12民主活動分子」稱呼，轉而採用「12香港快艇潛逃者」「12港人非法越境案」來取代；香港反對派律師不再討論案件審理是否公正，轉而開始計算偷渡者何時能刑滿釋放回到香港；部分偷渡者的親屬面對媒體不再喊冤叫屈，對量刑「沒有評論」，只希望儘快得到中國大陸當局通知探訪的安排。

這一切，都意味著中國內地的司法公正和剛柔並濟令人信服。而對香港偷渡者的「從輕發落」，也將增加港人對內地司法制度的信心和對鄰城深圳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