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識港網訊】馮小剛導演的新電影《1942》成了頗抓眼球的事。說起來我對1942年有太多感受了。馮小剛的《1942》是描寫河南的故事，我就是在這一年，在河南穿梭前行，步行千里，對當時河南局面的複雜、人民的苦難感受太深了。

我家在1940年年初流亡到洛陽，生母在那兒病逝。1941年，父親安排我到南陽讀書，當時14歲。那個學校叫“河南戰區中學”，不僅不收學費，而且管飯吃，是對敵後流亡的學生進行援救的一個機構。我是自己背着背包步行前往的，孤身一人從北向南穿過三四個縣，當時這對我來說還是短途。那時的學校給我留下突出的印象有三：一、幾十個同學睡在一間屋裏的草堆上，天氣好時就要把鋪草拿出去曬，於是校園裏遍地金黃；二、人人身上都生了虱子，在課堂上有同學躁癢不安時，老師就說：“你到太陽底下把虱子捉一捉再來上課。”午飯後大家常擠坐在向陽的牆根下，脫了棉衣捉虱子；三、吃飯在院子裏，一盆飯一盆菜湯，飯要桌長公平分好才開始吃，要分得非常平均，常常是吃不飽。

1942年到來了，河南省有了大災，群眾說是“水旱蝗湯（恩伯）”四大災害。那時，學校每天只發一個饅頭，大約三四兩重，什麼時候吃，自己考慮，可以保證餓不死，時間一長，實在難以堅持。

這時候我父親已經到達皖北，在那兒任一個中學的校長。那不是一般的中學，而是直屬中央教育部的國立中學，全國只有23家。他所在的這個學校是江蘇省唯一的國立中學，援救從江蘇淪陷區逃亡過來的學生們。我想，去投奔父親，總可以吃飽飯吧。我的妹妹那時在南陽以西鎮平縣北郊山區裡的菩提寺，那裡有一個戰區小學，也是救援淪陷區兒童的。我想她也一定很困難。我投奔父親也應該帶她去，否則我這個哥哥實在不像話。我步行去鎮平接她，學校不給我帶走，說：“你還是一個孩子，我們學校把她交給你，出了問題怎麼交代？”我妹妹也堅持要跟我走。學校說：“實在要走，你們要找個鋪保（舊時以商店的名義出具證明所做的保證，編輯加注）出具證明。”我又為此折回，找到同鄉幫忙，終於把妹妹接了出來。

這樣我們開始了橫穿河南的千里之行。上路之後，發現1942年的河南真是慘絕人寰的人間地獄，充滿了恐怖的氣息。我們沒有回頭路，只有硬着頭皮向前走。路上看到餓死的人栽到路邊的溝裏，嚇得我們渾身發抖。我當時15歲，妹妹13歲。我們有時也能找到交通工具，那就是農民拉的架子車。我和妹妹輪流坐上去，但是農民只能送我們一段，不願意出遠門，我們只有背着背包步行向前。這樣一個縣一個縣走下去，看到的到處是飢民，每一個集鎮上都有“人行”，即賣人的行，和賣豬的“豬行”一樣。老板的櫃台前，凳子上坐着幾個人，都是等待出售的婦女。當時有安徽以及湖北的人來買人。晚上好不容易找個地方住下來，就聽到一些悲慘和恐怖的故事：不外是說附近誰家人餓死了，還有說誰家的孩子死了以後被吃掉。開始覺得很可怕，聽多了也覺得很正常。走到豫東地區，那兒叫“黃泛區”，是1938年日本鬼子打到河南時，國民黨在黃河花園口掘堤，讓黃河改道以抵禦敵人。因為事先沒有預告，豫東十幾個縣變成了一片汪洋，淹死多少人也說不清楚了。那時這一帶又是一番情景，堤岸上群眾搭着很多蓬蓬，艱難地度日，也不知他們怎麼捱過這艱難的歲月。我們用了十多天，穿過七八個縣，總算到達了皖北的太和縣，來到了父親的身邊。記得到家第一天，繼母給我倆做了一條魚，還有饅頭。我大為驚訝，多年未吃肉味，更不要說魚了，所以這條魚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父親所主持的這座學校規模很大，他就安排我和妹妹在這個學校裏上學。過集體生活。敵佔區過來的學生是一律安排的。在我從南陽出發前，曾寫信給父親訴苦，其中談到1942年的河南是人間地獄，我雖然在學校裏，也感到過不下去了，還提到“水旱蝗湯”一詞，當然是對湯恩伯有微詞，他是駐河南的集團軍司令員。父親回信給我說：“不要亂說話，筆尤不可亂寫。”到了1944年，日寇已經打通了從北平到武漢的平漢鐵路，也就是說皖北已經陷入敵人的包圍。學校理所當然要遷移到後方去，但這個過程很複雜，任務很艱巨，需要軍方的幫助。我的父親不希望我留在他的學校裏做一個特殊的“校長的兒子”，他還有一個說法：“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要鍛煉我一下，啟發我先行一步。這樣我和另外一個同學作伴，再一次步行橫穿河南。這一次更有了艱難險阻，過平漢路時，在秋風秋雨中走了三夜，白天找個地方躲躲。平漢路兩側有許多敵人的碉堡和塹壕，漫漫征途，不一一細說了。後續20多位同學，碰到鬼子全部被殺害。

而後幾年的生活資料，都在我的背包中：兩斤半重的被子，三四件衣服。我沒有忘記自己是一個學生，還帶着一個空墨水瓶，到一個地方可以買點燃料和明礬，用來調製墨水。我還帶着一盒筆尖，可以用線綁在筷子或樹枝上，蘸墨水寫字，是必不可少的文具。那時我喜歡看一本雜誌，叫《時與潮》，還在背包裏放了它一年的合訂本。沒有想到這是一個愚蠢的行為，丟了舍不得，放在包裏又很重。此外還背着鞋襪。

抗日戰爭是八年，我在河南就住了四五年，主要住在洛陽和南陽，其次在臨潁和業縣短時間小住。各地往返基本都是步行，從洛陽到臨潁甚至是坐牛車。正因為走得慢，對河南土地的印象就深刻了。最後告別河南，是我一生中戲劇性的轉折。我去河南和陝西交界處的西峽口，持父親的介紹信找他的一位朋友。父親說：“他會給你幫助。”不料這位先生早已不知去向。當時正值1944年的中秋節，我四顧茫然，不知何往。當地鄉民告訴我：山東省的一個國立中學正在遷移途中，到達了河南內鄉縣南鄉，你去投奔可能會收容你。我步行兩天，找到了這個正在遷移中的學校。老師說：“你是江蘇人，我們是山東的學校啊。”我說：“委員長剛剛在廬山說：‘如果戰端一開，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老師對我的話非常感動，收了我這個異鄉人。這樣我和同學們又開始了新的長征，步行翻山越嶺到達鄂北，又沿漢水西去，到達秦嶺和大巴山之間的峽谷中，一個叫澗池鋪的地方，度過了戰爭年代最艱苦的歲月。

1942年是抗日戰爭的中期，對河南省來說是最艱苦的時候，也是最複雜的局面。國共之間既有摩擦，又有合作，日本人不斷南侵，到達中日兩軍最後相持的東經110度線，也就是從潼關到三峽一線。我所在的學校和我父親主持的那個學校，都先後轉移到了這個相持戰線以西的地區，所謂大後方。

1942河南的局面太複雜了。當時的洛陽是省府所在地，實際上是戰區司令衛立煌的司令部所在地。洛陽北枕黃河，我住在洛陽時，洛陽以北就是日寇佔領區。洛陽是國共合作局面比較好的地方，延安的領導不時到洛陽來，洛陽有被服廠給八路軍加工被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