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動版
在這裏認識香港



機械復制時代的得而復失與失而復得
來源:晶報    2022-05-25 11:03
當然,數字時代的大規模復制,不再是單純機械式的,但邏輯是一樣的,即某種原創內容以人為的手段大量復制,覆蓋廣大受眾。

【識港網訊】“機械復制”也並未束手就擒。一方面,印刷圖書這類傳統復制的市場仍然廣闊。以深圳為例,近年人均閱讀紙質書的數量一直在增長。另一方面,大規模復制正在數字端卷土重來。以報紙為例,每次更新的內容,正以數字形式抵達比機械復制時代更廣泛的讀者。《紐約時報》的印刷版平日刊發行量已經跌至最近的30多萬份,但其數字訂戶卻在10年內從無到有發展到近800萬個。《人民日報》客戶端的下載量3年前就突破2億。

辜曉進

深圳大學傳播學院教授

博士生導師

新聞學科帶頭人

抄寫書籍,是人類發明文字以後知識生產和傳播的基本形態。革這種形態命的是印刷術。無論是在作為活字印刷術發明國的中國,還是在首創機械化印刷的德國,都帶來了一場影響深遠的“傳播革命”。美國政治網站“538”的創始人納特·西爾弗在其名著《信號與噪聲》中說,“人類最初的信息技術革命並非始於微型芯片的發明,而是以印刷機的誕生為開端的。”

但書面文圖畢竟不是信息的全部。記載人類活動的聲音、影像和真實圖片含有更豐富鮮活的信息。這些信息又因稍縱即逝、“不能兩次踏入同一條河流”而彌足珍貴。於是,以機械方式記錄、復制、傳播此類信息的技術,便形成又一次“革命”。問題在於,到了數字時代,那種始於印刷機的“一對多”的大量復制,是否就一去不復返了呢?答案看似必然肯定,但也不盡然。

印刷機驅動的發展仍在繼續

在西方傳播學界,對印刷機之於人類文明發展的作用,推崇到無以復加的地步。西爾弗認為,在1440年古騰堡發明印刷機之前,雖然書籍早已存在,但書的數量和讀書人都很少,因為抄寫員每抄寫5頁的費用大約要1弗洛林(一種價值200美元的意大利金幣),一本500頁的書就要2萬美元才能得到。“而且,經過無數次的抄寫,書中難免有大量的抄寫錯誤,這些錯誤代代相傳,成倍增加,甚至還會演變成與原意相反的錯誤。”所以“印刷機的發明點燃了1775年的工業革命之火,也促成了人類文明的迅猛發展”。

作為媒介環境學派代表人物之一的伊麗莎白·愛森斯坦,耗時15年寫出近800萬字的《作為變革動機的印刷機》。她在書中用大量事實證明了一系列關於印刷機作用的判斷,諸如:印刷機推動了宗教改革;印刷機是文藝復興運動的最主要推手;沒有產生“公共知識”印刷術就沒有近代科學等。她引用過一個統計:在印刷機誕生後的50年裏,共印行了800萬冊書,比此前1000多年“全體歐洲抄書人完成的手抄書的總和還要多”。

在這本被翻譯家何道寬教授稱為“難如登天”的譯著中,同為近代科學先驅的哥白尼和維薩裏成了關於印刷機的正反案例。哥白尼“在人生的大部分歲月裏都規避印刷機”,直至生命盡頭才決定將《天體運行論》出版,大大影響了他的發現及其倡導的理論的傳播與普及。在他死後問世的這本書才因廣泛傳播而“引起轟動”。而他同時代的年輕解剖學家維薩裏卻“急忙印書”,“在印刷所度過了大量的時光”,其《人體構造》很早就譽滿歐洲。達芬奇也是一例。其筆記幾百年後刊行於世時,人們才發現他的科學發現和對20世紀科學趨勢的洞見如此驚世駭俗,其中不少知識迄今仍成謎。

到了數字時代,報刊等大規模印刷的媒體即將成為歷史,而圖書印刷仍生命之樹長青。筆者是電子書的鐵桿擁躉,從20年前的漢王到近10多年Kindle的四個版本等閱讀設備都曾買過。但即便是最新版的Kindle,除大容量便攜外,仍弊端多多,顯示笨拙,顯然還無法完全取代紙質圖書,人類的知識生產仍借助印刷機滾滾向前。

機械復制的情感與空間化表達

去年8月,坪山圖書館舉辦了一場別開生面的“聲音展”。我從中聽到了愛迪生的兒歌朗誦、托爾斯泰用四種語言朗讀的《每日箴言》以及南丁格爾等一批珍貴的語音。據說這是大英圖書館的聲音展首次走出英國,聲音數據庫存儲了超過650萬種人類和自然的聲音。我曾想,如果孔夫子和弟子的談話被錄制下來,在體現其思想精髓和真實表達方面,一定遠勝我們現在看到的《論語》吧?同樣,假如小提琴家帕格尼尼的演奏被記錄,今人也就不會為他的《無窮動》能否在3分3秒中完成而將信將疑了。

聲音和影像都包含了難以用文字表述或證明的人類情感和歷史真實,它們也是一種空間化的信息呈現,對其的記錄與復制因而具有劃時代的歷史和科學意義。影像記錄的問世早於聲音的錄制。雖然墨子和他的學生早已做過“小孔成像”的“倒立人”實驗,但還要再過2200多年,人類才誕生第一張可保存的照片。再過半個多世紀,才出現被稱作“電影”的活動影像。錄音技術則始於愛迪生1877年前後發明的“圓筒留聲機”。從那以後,音樂的重復再現才成為可能。

瓦爾特·本雅明雖然對機械復制於繪畫藝術儀式感的沖擊持批評態度,但在《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中,仍對卡夫卡6歲時(1889年)照片裏那“無限哀愁”“孤立無援”“似乎在世間迷失了自我”的表情感嘆不已。此後,影像和聲音都成功實現了大規模的機械復制,並在20世紀與圖書、報刊、廣電等一同被歸入“大眾傳媒”範疇,構成機械復制時代的鼎盛時期。

大眾傳播的消解與後機械復制時代

信息技術革命帶來的真正後果,要到21世紀的第一個10年後才切實體現出來。智能手機的普及與社交媒體的興盛,徹底改變了人類信息傳播的生態。UGC(用戶生產內容)、OGC(機構生產內容)正在沖擊甚至一定程度上取代PGC(專業生產內容),動的都是大眾傳媒的奶酪。

顯然,媒介多元化、去中心化乃至“萬物皆媒”的發展趨勢,解構了大眾傳播賴以生存的基本機制,個性化傳播漸成潮流。正如美國《連線》雜誌主編克裏斯·安德森在10多年前出版的《長尾理論》中所說,“大規模市場正在轉化成數不盡的小市場,而且,這種趨勢愈演愈烈。”他舉例說,歷史上50大暢銷唱片大多是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錄制的,而沒有一張是在過去5年中錄制的。我們的經驗也證明了這一點。大量音樂愛好者通過騰訊音樂、網易音樂或蘋果音樂等獲取所需,而不再購買CD(Apple Music已將其數據庫9000萬首樂曲提升為無損模式)。試想,如果圖書館也具備足夠豐富的藏量,且像數碼音樂那樣易得並與線下質量趨同(CD和在線音樂的信息呈現本質上是一樣的),人們還會買書嗎?好在正如之前所說,圖書的數字閱讀還遠未達到印刷版的滿意程度。

但“機械復制”也並未束手就擒。一方面,印刷圖書這類傳統復制的市場仍然廣闊。以深圳為例,近年人均閱讀紙質書的數量一直在增長。甚至CD和黑膠唱片的銷量在沈寂多年後也重現增長之勢。據美國唱片業協會今年3月數據,2021年美國CD銷量20年來首次正增長,黑膠甚至同比實現50.4%的暴增。另一方面,大規模復制正在數字端卷土重來。以報紙為例,每次更新的內容,正以數字形式抵達比機械復制時代更廣泛的讀者。《紐約時報》的印刷版平日刊發行量已經跌至最近的30多萬份,但其數字訂戶卻在10年內從無到有發展到近800萬個。《人民日報》客戶端的下載量3年前就突破2億。

當然,數字時代的大規模復制,不再是單純機械式的,但邏輯是一樣的,即某種原創內容以人為的手段大量復制,覆蓋廣大受眾。

延伸

閱讀

《作為變革動因的印刷機:

早期近代歐洲的傳播與文化變革》

(美)伊麗莎白·愛森斯坦

何道寬 譯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0年9月

本書分兩卷、共三部分。第一部分的重點是西歐從手抄書文化向印刷文化的過渡,嘗試勾勒這一次傳播革命的主要特征。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論述這次傳播革命和其他社會發展的關系,這些變革通常被認為與其相關的中世紀到近代的過渡聯系在一起。

责任编辑:lw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