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識港網訊】“女仔館”一名，今日香港社會恐怕不知所指；但提起其英文全名Diocesan Native Female Training School，則不會太陌生——名校拔萃男書院（Diocesan Boys’ School）和拔萃女書院（Diocesan Girls’School），關係皆與其千絲萬縷。甚至另一所名校協恩中學，也曾與其有過關聯。這所在香港歷史上存在了九年（1860—1869）的學校，對後來的雙語教育、女性教育模式產生了不可低估的影響。

《女仔館興衰》作者陳煒舜和方颕聰搜羅了大量罕見資料，以著名書院校史入手，聚焦於女仔館之興衰及其與社會之互動，具體而微地探析香港雙語教育史、香港早期女性教育，以及名校背後的歷史淵源一隅。此外，香港中西混血社群、宗教團體辦學歷史，乃至香港社會觀念的變化等重要領域，皆能從本書中有所發現。

在此處——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的香港特藏專區——來回顧這一切的開端，對於我來說應當是最合適的。此地到般鹹道官立小學只需要步行幾分鐘，那裏曾經坐落著女仔館，以及其後曰字樓孤子院/拔萃書室的校舍。

距離香港特藏專區更近的是聖保羅書院。該校為從前的飛利樓舊址所在地，莊思端女士曾將其用作女子教育協會傳教所和她的“小型寄宿學校”。女仔館的伊頓女士和嶽士列女士也會偶爾造訪該處。2005年的一個晚上，我從煒舜（本書合著者）那裏得聞關於拔萃男書院創校年份爭議的故事。如今回顧過去，這樣的爭論根本不足為奇——幾十年來被視為學校“歷史”的，泰半只是神話、傳說和軼事，世代相傳。

女仔館之謎

那時，我剛完成數學專業的學位論文（可能只有我的指導教授和口試委員才會費心閱讀），正在琢磨下一步怎麽走。換句話說，我可以自由自在地滿足自己軀體內那個“好古之靈魂”（antiquarian）的求知欲。因此，我開始搜集拔萃男書院的戰前資料。與香港大學——那個我曾擔任助教之處——馮平山圖書館的香港特藏專區相比，還有哪裏能夠算得上是更好的起點呢？

我發現的第一件藏品大概是男拔萃第三任校長費瑟士東主編的拔萃校史影印本，原書出版於1930年，系為“六十周年校慶”而編纂。此書足以澄清（有時是確認，更多時候是糾正）幾代拔萃男生關於曰字樓孤子院/拔萃書室口耳相因的傳說。後來，當馮以浤先生的團隊啟動男拔萃校史撰寫計劃後，此書更發揮了很大的功用。

然而意想不到的是，費瑟士東校史還為我打開了另一道門。此書扉頁的副標題是這樣寫的：“with reference to an earlier Institution, called the Diocesan Native Female Training School, founded in 1860.”（以一所成立於1860年、名為女仔館的前身機構為參照。）我當下的反應就是想探究為什麽費瑟士東校長要勞神將另一所早已不復存在之學校（姑勿論還是一所女校）的材料納入其書？我的疑問幾乎是立刻便得到了答案。在《會議紀錄摘要》中，我們知悉曰字樓孤子院董事會在1878—1879年作出了的重大決定，其中幾項對該校產生了永久的影響。唯有以女仔館為背景，這些決定方能得以理解。

作為一個獨立的實體，這所“前身機構”使我感到好奇。在這方面，對於像我這樣的一個入門者，費瑟士東校史給出的謎題卻每每多於答案。舉例而言，費史只錄入了女仔館的第一份年度報告（1860—61年度）。至於《會議紀錄摘要》中，遺漏的比包納在內的項目更令人印象深刻。緊隨其後的是某些事件的相關報道，篇幅委實不成比例。單憑這些資料，似乎甚難回避以下結論：女仔館成立時眾望甚殷，而竟以失敗告終。然而當中的本末因由，卻因費史那種“斷爛朝報”般的缺漏而變得難以理解。

幸運的是，費瑟士東校史中的材料仍為探索的開展提供了充裕的信息：這包括了《會議紀錄摘要》中各個項目的日期，以及與該機構相關的各個傳教士的姓名。在香港特藏專區，港府藍皮書的影印本就存放在距離費瑟士東校史不遠之處。在費史以外，這是我所覓得關於女仔館的第一筆資料。藍皮書中“教育”一欄的績效部分，提供了女仔館的收生情況和財務狀況。

史料中的“不對勁”

霎時間，費瑟士東校史中關於女仔館的材料顯得更有意義了。而負責績效匯總的港府官員將女仔館的條目與其他諸機構的條目綰合一處，還令我們明了該校如何與其他機構（和個人）互涉互動。

對比勘費瑟士東校史資料與藍皮書條目，呼之欲出的是：對於女仔館而言，1865年意味著“危急存亡之秋”，此後再也沒有恢復元氣；而該校承受的不幸，則是與“向華籍女生講授英文”有關。那幾年也好，此後很長的一段歲月也好，港府所編印之《轅門報》內教育報告的引述與暗指，都進一步強化了這個猜想。

後來我了解到，這個“危急存亡之秋”在香港教育史研究者之間是眾所周知的。不過，還是有一些地方讓人感到“不對勁”。費瑟士東校史中的《會議紀錄摘要》似乎暗示著至少有一部分傳教士（例如伊頓女士）很早就意識到某些異樣：並非一切都像女仔館的首份年度報告所呈現的那般瑰麗而美好。假如女仔館原本的計劃是註定要失敗的，那麽1878年包爾騰會督將曰字樓孤子院恢復成原先女仔館的打算，我們又要作何解釋？又或者，女仔館的所謂“失敗”，只不過是費史的缺漏（加上《轅門報》內教育報告的引述與暗指）所導致的過分簡略的解讀？

因此，我著手去尋找傳教士——特別是那些與該校有直接聯系的傳教士在當時或此後的言論記錄。這使我接觸到各個宣教社團的檔案庫——或者更確切地說，是此等檔案庫的微縮膠卷版本。這些膠卷都存放在香港特藏專區一個特殊（而且寒涼）的房間裏。自然而然的，我開始搜索女子教育協會的資料，後來又將搜索範圍延伸到英國海外傳道會的資料。畢竟，與這所學校有關的傳教士都來自這兩個團體。

故事有了

在接下來的十五年中，搜索工作依然在斷斷續續地進行著。而搜索的範圍也擴大到其他的檔案庫。由於許多有用的檔案庫都已經數字化，能夠在線閱讀，使我得以在家工作。有時，要感謝該範疇的前輩專家們在著作中給予的提示，使搜索變得更有效率。

越來越多的史料被發現了。其中有一些直接與女仔館有關，另一些則與未來幾十年“余緒”有關。有些材料非常具有揭示性和啟發性，有些材料令人動容，有些材料會瞬間吸引人們的眼球。但是，也有些材料內容需要移時之功才能辨識，例如施美夫會督和華倫牧師信件中的筆跡。

而二十世紀前期的幾十年留下了為數不少的文件，性質各異，但都讓我們了解到：女仔館的故事是怎樣在反復講述後逐漸失真，最終導致了拔萃書院創立年份的爭議。這樣一來，我們的探究歷程便在繞一大圈後回到了原點。2018年，當搜索、辨識、解讀和討論等工作累積到一個階段，煒舜和我都認同：將這些發現形諸著述的機緣已逐漸成熟，是時候讓我們為女仔館寫下一個具有連貫性的故事了。我們會解釋該校如何、又為何難副創始人之厚望，進而論述此後數十年中，女仔館的使命怎樣由各所學校接力傳承。

（本文系《女仔館興衰》書中“自序”部分，略有修改，小標題為編者所加。原題為《好古靈魂曰字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