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識港網訊】在英國著名病毒學家多蘿西·克勞福德的《看不見的敵人：病毒的自然史》中，作者根據其研究經驗指出，“流感大流行平均每10—40年發生一次，上次發生於1968年，因此，不久後我們就將迎來下一次”。因而在這部寫於2000年的科普作品中，克勞福德問“2010年會發生大流行嗎？”而我們知道，伴隨著這部書進入的21世紀初就出現了一次“非典”疫情，而又一個十年過後，新冠病毒肆虐於世界各國……人類再一次不得不面對這個來自自然界的肉眼“看不見的敵人”。

人類不斷僭越，而失去警惕

縱觀近代史各國的瘟疫或其他病毒大流行，我們都會在許多偶然中發現某些必然性，尤其當人們以後見之明去討論疫情時，便會發現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人類社會的快速發展導致了各種疫情大流行的頻發。在《看不見的敵人》結語部分，克勞福德便已經意識到21世紀我們可能將要面臨更多且更加陌生的病毒，而導致這一狀況的原因和人類社會對於自然環境的開發、利用與破壞有著直接聯系。或者從根本上說，“凡是我們居住的地方，我們都會擾亂其自然生態系統，並對周圍的植物、動物和微生物帶來長期連鎖的反應”，而居於其中的病毒也“會迅速利用這種不平衡，結果往往是引發新的人類疾病”。

恰恰是這一點讓人類感到無奈，並且在面對可能的新一輪疫情和疾病時也往往難以真正地做到提前預防，因為一個根本的現狀是病毒在自然中的存在幾乎和人類一樣漫長，甚至從生物起源之初它就已經在場。所謂“病毒的自然史”正是要提醒我們，病毒並非某種徹底的外來之物，而自始至終都是我們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中的組成部分，並且時常擔任著“調節器”的作用。而“人是萬物的尺度”的傲慢隨著科學技術以及文明的發展而使得人類漸漸遺忘了這一事實，最終在“控制自然”的野心中讓病毒得以進入人類社會，從而引起新的疾病。

因此病毒大流行總會發生兩次：一次是病毒入侵人體，破壞身體的防禦系統，讓我們生病甚至直接置我們於死地；另一次則是隱喻的，它攻擊社會肌體、文明以及我們對於自身和自然世界的理解與認知方式。由此才會出現一系列圍繞著病毒建立起來的隱喻文化和意義，它像一面令人不安的鏡子，照著人類的越界以及在很大程度上重新提醒人類的力量限度。尤其伴隨著19世紀開始的科學專業化而產生的知識自信——我們能夠徹底地認識和掌控自然——讓人類不斷地僭越，而失去警惕。

什麽是病毒的隱喻

美國衛生部部長在1969年得意洋洋地宣布：“我們現在可以結束對傳染病的研究了”，但現實則恰恰相反，我們如今正置身於世界上已知的最大規模、最廣泛的致命性病毒大流行的生活之中。新的病毒以一種令人眼花繚亂的方式在世界各地冒出來，而我們引以為傲的科學在許多病毒面前也往往顯得捉襟見肘。

或許正是這一現實顛覆了人們習以為常的關於世界和自己所存在的人類社會的圖景，而漸漸認清了這樣的現實——我們自始至終都只是生活在自然中的一部分生物，與其他大多數能夠看得見以及更多看不見的東西共生共存。

克勞福德在介紹關於病毒、細菌和微生物的區別時，指出病毒的特殊之處，以及由於它的這一特性而帶給人類的各種隱喻性想象和不安。病毒不同於細菌這類能夠自給自足的微生物，它“只靠自己什麽也做不了……只是一些病毒顆粒，沒有能量來源，也沒有任何合成蛋白質所需的細胞機制”，因此為了活下去與繁殖，病毒必須侵入其他活細胞，並對其進行控制。細菌與人類可以保持共存的健康關系，而病毒這一“寄生蟲”則是入侵生物，霸占細胞，從而對人體造成病變甚至直接殺死宿主。

這是病毒與人體的生物性戰爭，與病毒和其他動物體之間的關系並無本質上的區別，而不同點或許就在於邊界的突破，即那些作為病毒天然儲存宿主的動植物或昆蟲可能並不會對某種病毒產生病變，但人體一旦闖入這一封閉的循環鏈且感染了這些陌生的病毒，我們的人體免疫便往往難以一時間對其識別與消滅，從而引起病變。這是一場自然和生物之戰，但在人類社會之中，這樣的“戰爭”往往會造成巨大的傷害。

未來，是敵是友

也正因此，當人類面對一次次的病毒大流行時也就會產生不同的應對方式，並且由此而影響甚至直接塑造了相應的文化和社會形態。在詹姆斯·斯科特的《作繭自縛：人類早期國家的深層歷史》第三章“人畜共患病：流行病的‘暴風雨’”中，這位美國人類學家就發現了流行病對於人類認知自然、自我以及社會、文化和政治形態的影響。克勞福德雖未提及病毒對於人類社會組織制度和文化的影響，但人們在根據科學所看到、研究和分析的病毒歷史中，對社會觀念的影響也早已經在潛移默化地發生著作用。就如愛潑斯坦爵士在其序言中所說的，“如果科學進步的技術成果不是越來越多地影響社會的運作方式，更重要的是影響構成社會的個人的生活方式的話，那麽，這也許就無關緊要了”。

人類對於病毒的理解本身就伴隨著科學及其技術的發展而改變著，兩者幾乎是一種共生的關系。但即使如此，在現代社會面對新病毒（如新冠病毒）的出現以及舊病毒（如引起霍亂的霍亂弧菌）的卷土重來時，我們似乎除了依靠科學與醫學技術之外，沒有其他任何的方法能真正地解決這一危機。而與此同時，我們依舊也能意識到在面對無限的自然以及陌異的病毒時科學的局限，因此如何在科學的指導下最低限度地調整我們的生活、對於社會文化以及政治的理解也就成為新的問題。

克勞福德也提出一個疑問：未來，是敵是友？他討論了未來可能威脅人類的三種病毒：古老病毒、年輕病毒和新生病毒。前兩者都會在科學對其漫長的研究中被勘破或是伴隨著人類對其形成免疫而制約其毒性，克勞福德認為新生病毒是我們目前的主要對手，因為對其的陌生因此我們防不勝防。而她也提醒我們，“眼下，我們與自然環境的關系嚴重失衡……也是最近‘新’病毒感染增加的直接原因”。當人類以病毒隱喻自然對人類社會的侵入時，自然或許也把過分擴張的人類看作是其他生物和植物的“病毒”。其證據便是新病毒在人類社會的肆虐。

而在這充滿不安的未來中透露的一些曦光便是人類科學技術的進步，讓我們能夠利用甚至馴化一些病毒來為人類社會服務。但即使如此，未來的人類或許依舊無法徹底地“馴服”病毒，因為它就如自然本身一樣，有著自己的存在方式以及總是在變化之中。諾貝爾生理學與醫學獎獲得者喬舒亞·萊德伯格曾說“人類繼續統治地球的最大威脅是病毒”，但這或許正是自然自身的奧秘，以此來節制人類在地球上的肆無忌憚以及提醒我們自身的有限性。或許，認識病毒在某種程度上也就是認識人類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