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識港網訊】自現代社會形成以來，各個國家的有識之士都在恰當的歷史時期，針對各自國家發展的現實和需要，提出過教育興國、科技興國和文化強國等戰略性口號。這些涉及教育、科技和文化等充滿智慧的判斷和論斷，有一個共同的指向，那就是人。人是生產力要素的核心，是最重要的或第一生產力。人決定生產，決定一切。沒有人，沒有掌握先進知識、技能、思想觀念和道德理想的人，一切都是空話，國亦將不國。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勞動生產力，即由於生產條件發展程度不同，等量的勞動在同樣時間內會提供較多或較少的產品量。」生產力的主要內容包括勞動者，生產工具和生產對象。決定生產力高低的主要因素是勞動者，而生產工具則是其中的最重要因素，掌握先進知識和技能的人，才能發明和創造出更為先進的生產工具。掌握了知識和文化的個人才能成為推動國家和社會進步的重要力量，閱讀則是掌握先進知識和技能的最重要途徑。

勞動力素質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受教育的程度，教育從根本上說就是讀書，先生教書，學生讀書。讀書在很大程度上，決定着勞動力的優劣，決定着生產力的高下。在這方面，日本近代資產階級思想家福澤諭吉有過詳細的論述。他說：「『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這就是說天生的人一律平等，不是生來就有貴賤上下之別的。人類作為萬物之靈，本應依憑身心的活動，取得天地間一切物資，以滿足衣食住的需要，大家自由自在、互不妨害地安樂度日。但環顧今日的人間世界，就會看到有賢人又有愚人，有窮人又有富人，有貴人又有賤人，他們之間似乎有天壤之別。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理由很明顯。《實語教》說：『人不學無智，無智者愚人。』所以賢愚之別是由於學與不學所造成的。加之，世間有困難的工作，也有容易的工作，做困難工作的叫做身份高的人，做容易工作的叫做身份低的人。大凡從事操心勞神和冒風險的工作是困難的，使用手足從事勞力的工作是容易的。」然而，「追根溯源，就可以知道這只是其人有無學問所造成的差別，並不是天命注定的。俗語說：『天不給人富貴，人們須憑勤勞來獲得富貴』。所以如上所述，人們生來並無富貴貧賤之別，唯有勤於學問、知識豐富的人才能富有，沒有學問的人就成為貧賤」。雖然我們並不贊成福澤諭吉把人分成賢與愚、富與窮，把工作分成高貴與貧賤等狹隘的等級思想，但他所揭示出的勞動者讀書與不讀書的差距，其道理是可信的。實際上，讀書與否不僅造成個人之間的差距，一國國民讀書和受教育程度還會造成一國勞動力與他國勞動力之間的差距。在全球市場條件下，勞動力總體素質的高低，必然體現出其國際競爭力的高低。

勞動力的素質直接影響到產品質量、勞動效率、資源使用效率和生產創新能力等多方面，直接影響到生產力的水平。在國民經濟範圍內，勞動力素質直接影響着優勢產業和劣勢產業的形成，影響着各產業之間的協調和平衡，影響着總體經濟佈局。在全球化和信息社會的態勢下，在國際經濟範圍內，勞動力素質直接體現為一國的核心競爭力，因而直接影響到一國參與國際競爭的狀況，即一國能否創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能夠培育出甚麼樣的產業參與國際競爭。實際上，國際競爭在某種程度上也表現為高端勞動力的競爭，即高科技人才的競爭。競爭導致各個國家一方面加大本國總體勞動力素質和高端科技人才的培養，另一方面在直接展開激烈情報戰的同時，還直接展開對高科技人才的爭奪。因此無論是資源稟賦好的國家、資源稟賦一般的國家，還是資源稟賦較差的國家，都更加重視總體勞動力素質和高端科技人才培養，直接表現為重視文化教育。由於學校教育和國民閱讀是提升國民素質的兩大重要要素，因而成為強國戰略的重要手段和內容。強國從根本上來說，強的就是人。實際上，勞動力素質和資源稟賦決定著生產力水平的同時，也就決定了國際經濟格局，以及各國在其中所處的地位。在全球市場競爭環境下，自從主要發達國家採取「離岸」和「外包」策略，發展中國家便成了廉價勞動力提供國、廉價原材料供應國和簡單的生產加工國。若想從根本上扭轉這種格局和態勢，發展教育和提倡閱讀就成為必由之路。

為了培養高素質、高技能和高效率的生產力或勞動力，各國都非常注重國民閱讀，有的甚至將之置於立國興邦之本的地位。在培養和創造高水平生產力的過程中，實施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的策略，既注重總體勞動力素質的培養，更注重高端科技人才的培養。在明治維新之後走上現代化道路的日本，十分注重閱讀和國民教育，十分注重高端科技人才的培養，有識之士紛紛為讀書和教育鼓與呼。為此，日本近代著名思想家福澤諭吉專門著作《勸學篇》，他勸導國民讀書，讀書才能成為優秀人才，才能從事研究和發明之事，研究和發明之事才能促進文明發展，才能使日本經濟強大而保有獨立地位。他說：「一國的文明，既不可由上面的政府發起，又不能自下面的一般人民產生，而必須由居於二者之間的人來興辦，一面向人民群眾指出方向，一面與政府共同協力，才能期望其成功。考察西洋各國歷史，經營工商業的辦法沒有一件是政府創造的。它的基本技術，都是居社會中等地位的學者們研究出來的。例如蒸汽機是瓦特發明的，鐵道是史蒂芬蓀研製的，首論經濟規律和改變經商方法是亞當．斯密的功勞。這些大專家（即所謂的『中產階級』）既不是國家的執政者，也不是幹體力活的小民，而是居於國內的中等地位，用智力來領導社會的人們。他們的研究發明，先是一個人在心裡有所領悟，然後公開發表，在實際施行中廣結私人同志，使其日益發展壯大，把造福人民的事業留傳萬世。」他繼續說：「這樣一國人民就能把增進文明引為己任，相互比賽競爭，相互羨慕誇耀。國內有一件好事，全國人民都拍手稱快，唯恐別國捷足先登，所以文明的事業就都成為增長人民志氣的工具，一事一物無不有助於國家獨立的。」

明治維新甚至此前就已擁有的讀書傳統，養成了日本國民閱讀的高度自覺性，「明治維新以後，對日本人來說，廣泛閱讀對應的是實現現代化這一時代需求。如果不能迅速吸收信息和思想，日本就將面臨政治、經濟、文化全面崩潰的危險。在這個大環境裡，日本人成功地培養起了一種新的傳統，即立身出世主義與注重人文修養的因素相互參合的一種基於讀書的對知識的渴求」。這種國民閱讀的自覺性，使得每一個人把自己的成長與造就國家所需的合格的生產力直接地聯繫起來，令讀書成為一種義務。世界書籍史研究專家指出，「日本的讀者讀書量很大」，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在日本有一種共識，即有義務去閱讀，除了通過讀書獲取信息知識外，人的培養也是通過書本文化的陶冶來實現的」。在日本人看來，「像日本這樣缺乏資源的國家，教育就是一種資源。大學生不具備閱讀能力，意味着日本綜合實力的下降」。把教育和閱讀視為國家的一種資源，用來彌補自然資源的不足，這樣的理解和認識不可謂不深刻。這也從一個側面讓我們明白，日本的國民教育和國民閱讀為甚麼一直處於世界前列，日本這樣一個自然資源相對貧瘠的國家，為甚麼長期處於發達國家的前列。即便如此，日本的有識之士還時刻不忘提醒和促進日本的國民閱讀，尤其關注大學生群體的閱讀狀況。因為「在日本這個國家，大學及其他學校的威信帶有某種絕對的性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