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蔡兆浚

八景是中國古代約定俗成的一類風物景觀，亦是中國傳統方志中一個重要的內容構成，也有十景、十二景、三十六景等其他名數。地方志中的「八景」一般以四字組成，前兩字為地景，後兩字為物象，用以指代一地的代表性景觀，為當地自然人文景觀的總括。從日月星辰、風雨水火、山川草木，到寺觀古蹟、田居漁樵，萬物萬象，皆可為八景。

《八詠詩》與「瀟湘八景」：「八景」的起源

關於八景文化的起源，根據近年研究，可上溯至南北朝時期。而以「八」為名數，是取自道教。南朝梁道士、醫學家陶弘景（456-536）所著《真誥．運象》最早有「控飆扇太虛，八景飛高清」之語；而南朝齊東陽（今浙江金華）太守沈約在隆昌元年（494）所作《八詠詩》，被視為是八景文化的雛形。北宋畫家宋迪（約1015-1080）所作「瀟湘八景圖」，則是學界目前普遍接受的八景文化起源，惟今已不存，僅見於宋人沈括《夢溪筆談．卷一七．書畫》記載：「度支員外郎宋迪工畫，尤善為平遠山水。其得意者，有平沙雁落、遠浦帆歸、山市晴嵐、江天暮雪、洞庭秋月、瀟湘夜雨、煙寺晚鐘、漁村落照，謂之八景，好事者多傳之。」

無處不在：「八景」文化的發展

北宋「瀟湘八景圖」問世後，廣為蘇軾、米芾等文人大家推崇，為之題詩作詞，名動天下。《寄園寄所寄錄》記載：「自宋員外迪，以瀟湘風景，寫平山近水八幅，一時觀者留題，曰為瀟湘八景。」自此，各地紛紛效仿「瀟湘八景」，選出自己的「八景」。其中最為有名者即是最早見載於南宋《夢梁錄》及《方輿勝覽》的「西湖十景」。

明清時期，為「八景」文化的鼎盛期。明萬曆年間，朝廷下令各州府縣選定「八景」上報，從此八景風潮一發不可收拾。描繪「八景」的詩詞、書畫多如雨後春筍，傳世佳作有董其昌繪《秋興八景圖冊》、文徵明繪《文衡山瀟湘八景冊》等。下至康雍乾年間，全國已如《洞庭湖志》記載般「各郡均有八景，處處皆然」，《寄園寄所寄錄》更載「十室之邑，三里之城，五畝之園，以及琳宮梵宇，靡不有八景十景詩。」清代方志編修之風大盛，各地都將「八景」作為方志不可缺少的一環加以記載。

無遠弗屆：漢文化圈中「八景」文化的傳播

宋人的「八景」文化通過漢文化圈的交流傳播，影響深遠。金明昌年間（1190-1196），中國北方的金朝相繼出現「燕京八景」、「平水八詠」等，隨後「八景」更通過漢文化圈的交流傳入高麗、越南、琉球、日本等東亞各國。其中高麗有「漢陽八景」、「平壤八景」；越南有「宜春八景」、「河內八景」，「河仙十景」；琉球有「中山八景」、「那霸八景」、「首里八景」，而以日本受「八景」影響尤其深遠。鐮倉時代，「瀟湘八景」通過中日禪僧交流傳入，成為日本文學、藝術領域的泉源，更衍生「八景徘句」、「八景浮世繪」等，為日本重要的文化主題。自日本文保三年（1319），禪僧鐵庵道生選出「博多八景」後，在日本各地又陸續出現「近江八景」、「金澤八景」等四百多處「八景」，可謂除中國以外，擁有最多「八景」的國家，堪稱「八景文化」在東洋的一抹異彩。

屬於香港的「八景」：從「新安八景」到「香江十景」

在香港，目前所能追溯的最古「八景」，為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新安縣志》卷三〈地理志〉所載「八景」，其中僅「杯渡僊（仙）蹤」及「鰲洋甘瀑」位於今日香港境內。書中記載鰲洋甘瀑「在七都大洋中，有石高十丈，四面鹹潮，中有甘泉飛瀑，若自天而下。」到了嘉慶二十四年（1819）的《新安縣志》在卷二《輿地略》，更首次圖文並茂描繪了「新安八景」的景色風物。

對於「新安八景」的承傳，前人不無嘗試。1930年代，陳公哲在《香港指南》中提出「香江十景」，包括「香江燈火」、「小港夜月」、「海國浮沉」、「筲箕夜泊」、「升旗落日」、「西高夏蘭」、「宋臺憑弔」、「破堞斜陽」、「古剎鐘聲」、「松壑猴群」。「十景」遍布港九新界，然而景觀分布比例失衡，側重於港島，對九龍及新界地區景觀代表性不足。加上分類模糊，景觀之間缺乏連貫性，時至今日，如「海國浮沉」、「破堞斜陽」、「松壑猴群」等景色已不存在，未能反映經過發展和變遷後的今日香港。 與之類似，1940年代，葉靈鳳在《香島滄桑錄》提到「香港八景」，其中描述了「旗山星火」、「仙橋霧鎖」、「鵝澗榕陰」、「鴨洲帆影」、「赤柱朝曦」、「扶林飛瀑」、「鯉門夜月」、「浪灣海浴」等香港八景，雖勾勒出當時香港的自然風貌和人文風光。然而景觀分布卻全然集中在港島地區，且部分景觀如「鵝澗榕陰」已不復存在。

至於近年被重新發現的、1930年代黃佩佳在《華僑日報》連載的〈新界風土名勝大觀〉專欄，亦曾提出「新界十景」，包括「浪打金鐘」、「雲蒸鳳嶺」、「觀音坐蓮」、「潮灣秋月」、「杯渡晚鐘」、「娘潭飛潭」、「帽山俯瞰」、「鞍嶺朝陽」、「昂平禪地」、「望夫化石」，頗為可觀，可惜地域分布正如其題，限於新界地區，未能代表整個香港。加上作者本人過早離世，未及發揮其應有的文化影響力和認知度，終未廣泛流傳。

善用「八景」概念 推動香港旅遊業

自古以來，不同國家和地區都發展出自己的「八景」文化。到了近代，隨着城市發展和景觀變遷，其中不少國家和地區更重新選出具當代意義的新「八景」，與時並進展現當代風貌的同時，更帶動了本地旅遊業的發展。

日本「八景」與旅遊經濟發展的關係可謂源遠流長。自江戶時代（1603-1868）初期開始，德川幕府實施「參勤交代」，命令各地大名定期上京，無形中推動日本國內旅遊業、宿場、以至地方經濟的發展，各種「八景」、「小京都」、「鄉土富士」應運而生，地方的名勝古蹟、溫泉等搖身一變成為遊人如鯽的景點；明治維新後，更是將各地自古承傳的古八景活化利用，成為為全國性範圍旅遊注入活力的重要旅遊元素。在日本，由民眾票選的「新八景」更有效加深了國民對國土和文化的認同。

在中國，隨着城市經濟建設的不斷拓展，古代「八景」歷經歲月洗禮後逐漸消減。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杭州、廣州、北京等城市在大興建設的同時，亦注重復興文化，並紛紛以傳統「八景」為核心，重選本地富含地域和時代特色的「新八景」。2000年之後，為促進旅遊業發展和城市化改革，同時建立和宣傳城市的新形象，越來越多城市和地區開始重新評選「新八景」，如「新西湖十景」、「羊城八景」、「北京新十六景」、「新瀟湘八景」等，成為地區重要的文化旅遊資源。

澳門在歷史上亦多次出現過「八景」。乾隆九年（1744），《澳門紀略》記載澳門同知印光任選出「濠鏡十景」。在1960 年及1992年，澳門又分別選出「濠江七景」和「澳門八景」。2019年，透過專家提名、全球網上投票形式，澳門市民選出代表澳門新面貌的「澳門新八景」，體現澳門的發展和變遷，並形塑出澳門文化城市、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定位。

珠玉在前，鄰近國家和地區從古到今發展「八景」文化，推動旅遊業的做法，值得香港借鑒深思。隨着社會經濟發展、審美文化的改變，過去香港的「八景」、「十景」部分或已不存，或已面目全非，實有必要重新發掘更具廣泛認受性、代表性，以及更能反映當代香港自然、人文風光的「新香港八景」、「新香港十景」，甚至「新香港百景」，將前人的文化底蘊和大自然的餽贈轉化、整合為活化旅遊潛力、提升經濟效能的自然文化資源。

廣受世界遊客喜愛的日本，就是近代將「八景」文化與旅遊資源相結合的最佳範例之一。日本將「八景」文化重新包裝，達到精緻化、商品化，吸引國際旅客的同時，亦保留自身文化特色。溫泉、富士山、白川鄉等，早已成為日本在國際上獨一無二的文化符號和旅遊標識。

但作為彈丸之地的我們也不宜妄自菲薄：只因日本有隨處可見的溫泉，香港卻有與市區距離全球最短、遍布全港的行山徑與郊野公園。多年來，不少海內外遊客專程而來，只為專程在香港行山遠足，沐浴在觸手可及的森林郊野之中，享受大自然的餽贈，這一點是日本、歐美，以至世界都很難想像，作為國際大都會所有的獨特另一面。香港郊野距離市區只有咫尺之遙，卻擁有媲美日本的壯麗風光，而自然風貌之多樣精彩，更比日本有過之而無不及：國際有數的紅樹林濕地、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名錄的世界地質公園、海岸公園、遺世獨立的村莊──荔枝窩、大澳水鄉、獨特的地質地貌、奇岩怪石可見於黃竹角、赤洲等地，加上豐富且獨特的生態系統和動植物品種，都是極具潛力的香港「八景」、「十景」備選預案。

目下正值疫後復常，經濟百業亟待復興，香港必須加緊把握疫後中外旅客重臨的機遇，重振旅業風采。短期而言，本年港府推出的「Hello Hong Kong」運動，就有主動招徠世界各地旅客的積極意識，值得肯定。而在購物、觀光等傳統旅遊項目以外，欣見香港地方志中心亦在本年推出「香港自然十景」全民評選，筆者亦有幸參與其中，負責名單的籌備和制定。「香港自然十景」在向中外旅客推廣香港除了在國際金融中心、亞洲國際都會、美食購物天堂等既有印象以外，亦展示香港在自然生態、人文景觀上壯麗的另一面，小則帶動旅遊業和相關行業的發展，產生協同效應，提振社會整體經濟的復甦，大則更有望為香港另闢新徑，在世界「生態旅遊」、「文化旅遊」的大潮下先佔一席之地。

長期而言，「香港自然十景」有望增強市民，尤其是新一代對所生所長的這片土地的認知，在欣賞土地之美的同時，建立情感連接，有助建立歸屬感和文化認同感。在疫後各國振興旅遊業的浪潮中，發掘香港在自然旅遊上的方便而多元的「藍海優勢」，爭取主動，建立可持續性的「香港品牌」，令香港在國際上的形象更加立體和多元，向全世界展示香港不僅是一個金融中心，更是一個具備珍貴生態價值、豐富自然資源的綠色寶地。

自然與都市、生態與人文，在這個小小的彈丸之地上相互糅合，是香港獨一無二的生態和旅遊價值。是次「香港自然十景」評選活動，由專家學者、市民大眾共同參與，在逾53萬總票數下，選出最能代表香港之美的景觀：萬宜柱石、大澳遊涌、大欖千島、帽山雲海、橋咀沙洲、城門樹鏡、白泥觀日、大棠秋葉、東平海角，以及大東芒草，使以往僅限於少數文人墨客「指點江山」的風景變成大眾也可以投入、參與，長遠而言將自然資源、歷史資源和環境資源相結合，轉化為可貴的經濟價值，並承接古人的優良傳統和文化底蘊，建構文化自信，不僅旅遊業的振興未來可期，更有望產生相應的國際影響力，向世界展現香港之美、說好香港故事。

（本文作者蔡兆浚為香港地方志中心助理編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