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識港網訊】1919年，以青年學生為主力軍的五四運動在中國大地爆發，掀起了一股思想文化乃至社會革命上的巨浪。不管是自由的意識形態，還是傳承與傳統的變革，都能在這一場偉大的文化運動中得到啟發和答案。關於「自由」的系統論述，西方約翰．斯圖亞特．密爾（John Stuart Mill）所撰寫的《論自由》可謂是自由理論之集大成者，他提出的某些觀點至今仍影響着社會。

約翰．斯圖亞特．密爾（1806-1873年）是英國哲學家、政治經濟學家、政府文官和19世紀最富影響力的思想家之一。他的父親詹姆斯．密爾是是著名的功利主義哲學家，從童年時期就開始對其進行嚴格的教導。

密爾是個早慧的天才。據其自傳，他三歲開始學習古希臘語；八歲已經熟讀大量古希臘和古羅馬典籍，學習了代數、物理學和天文學等自然科學知識；十二歲便通曉經院和亞里士多德的邏輯學；十三歲接觸到政治經濟學，並與父親共同研究了經濟學家亞當．史密斯和大衛．李嘉圖的經濟學，協助父親創建了古典經濟學中的生產要素論。

在成長過程中，密爾與大衛．李嘉圖、功利主義哲學家傑瑞米．邊沁、法國政治經濟學家讓-巴蒂斯特．賽伊、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者亨利．德．聖西門和法國社會學家奧古斯特．孔德等當代豪傑過從甚密，在思想的頻繁交流中獲益良多。

作為不信奉英國國教的新教徒，密爾沒有進入牛津大學與劍橋大學讀書的資格，於是便隨父親到東印度公司任職，並在非宗教高校倫敦大學學院接受教育。

在大學期間，他受到了英國法律理論家約翰．奧斯丁的思想影響。1851年，他與哈莉特．泰勒結束21年的愛情長跑，步入了婚姻殿堂。聰慧無雙的泰勒對密爾影響很大，包括婦女權利在內的許多思想都在密爾的著作中得以體現。

在《論自由》中，密爾著重強調了以下觀點：

本文旨在宣明一條十分簡單的原則，以完全監管社會強迫以及控制個人的方式，無論是法律刑罰的肉體暴力或公共輿論的精神威壓。該原則就是，人類無論作為個人或集體，只有出於自衛這唯一目的時，才能干預任何人或人群的行動自由。違反其意志，對一位文明社會的成員正當行使權力的唯一目的是：防止傷害他人。個人的物質或精神利益不足以作為對其行使權力的正當藉口。「那樣做是為了他好」、「那樣做會使他更幸福」、「在別人看來那樣做很明智甚或非常正確」，這些都不是強迫接受或忍受管制的正當理由。我們可以提出許多充足的理由抗議、與之理論、說服或懇求，但沒有充足理由逼迫或告知，他如若不然必將自吞惡果。要證明這一做法的正當性，必須估算出，要阻止其從事的那一行為會對他人產生何種惡果。任何人需要對社會負責的那些行為都必須是關聯他人的；對那些只與個人有關的行為，他都擁有絕對的自主權。個人是自己身體和精神的君主。

也許，我無需指出，這一原則僅僅適用於心智成熟的人。本書所論無關兒童或未及法定成年期的青少年。那些尚需他人照顧的人，應當受到保護，以免他們受到自身造成或外來的傷害。同理，本文所論也並不包括落後的社會，因為處於該社會狀態的種族可能被認為尚未成熟。在社會自然演進的早期階段，存在種種巨大而幾乎無法克服的困難；富於進取精神的統治者為了達成某個目標，可以使用任何便宜的手段，否則他就可能無法成功。對待未開化民族時，只要是為了他們自身的進步，只要所用手段確實能產生預期的效果，實施專制統治就是合法的。在人類尚未達到通過自由平等的討論而進步的階段時，自由原則是不適用的。處於這一階段的人群只能絕對服從於某個阿克巴大帝或查理大帝，倘若他們有幸遇到這樣的人物。而一旦人類有能力通過接受勸說而實現進步（本文所論及的諸國早已達到這一階段），威壓就不容許了，無論直接的方式還是迫使其服從的痛苦和刑罰等手段。即便使用，目的也只是為了保護他人的安全。

《論自由》

不僅如此，《論自由》還討論了個人在宗教信仰、思想、言論、個性等方面的自由，研究了社會對個人可行使權利的性質和界限，明確提出了「多數人的暴政」這一振聾發聵的名言，及「人類無論作為個人或集體，只有出於自衛這唯一目的時，才能干預任何人或人群的行動自由」的鮮明論點。

全文篇幅不長，但思想深刻、視野遼闊，引人入勝；且旁徵博引、前後相貫、邏輯嚴謹、條理清楚、論說明晰。例如，他信手徵引了蘇格拉底、耶穌、奥勒良大帝和路德等宗教改革家，洪堡、盧梭、士丹利勳爵和摩門教等古今人物與教派的事跡，列舉了食物禁忌、禁酒令、婚姻契約、婦女權益、社會和政府干涉等現實問題，涉及英、法、德、美、俄、中和印等多個歐洲、美洲、亞洲國家，使本文既具歷史的深刻，又具有現實之鋒芒。

密爾剖析問題時，十分注重多方辯證，使全文讀來底氣豐沛而思路細密，兼備學者的嚴謹學風、文學家的生動文采與演說家的敏捷辯才。因此，該書問世以來，影響甚廣，深受歷代讀者推崇，躋身經典名著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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