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者黃宗羲有感於明末東林黨爭以致山河破碎，留下「學生干政乃衰世之事」的警句。「青年造反」作為一個社會走向動盪的重要標誌，已經為歷史所反復證明。修例風波以來，香港有些年輕人的所謂「憤怒」似乎達到無以復加。但是，究其本末，他們到底在憤怒甚麼？各方莫衷一是。然而，更加真實和確定的是，很多青年非常享受這種站在「時代舞臺」的感覺，在運動的大潮中「呼風喚雨」，好不得意。這種虛榮感似乎遠勝於責任感、使命感及道德意識。於是，各種耽於玩樂的行為也由此而生，所謂「反中娛樂化」是也。在這種氛圍的主導下，網路亞文化的傳播深深影響著青年們的取態，各種超越底線的行為由此滋生，今次港大學生會惡意煽播歧視內地生便是一例。

事件本身並不複雜，歧視性短片是針對內地生的，其價值觀是扭曲的、趣味是低劣的，肇事者必是激進反修例分子無疑。但是，何以又是港大學生會這樣的學生團體出問題呢?這便值得仔細考察一番。如果漫遊港大校園，人們很快會發現在黃克競大樓頂樓平臺上的學生食堂邊矗立著一個外形恐怖的橙色雕像，名曰「國殤之柱」，雕像上打著的反政府的標語、刻著令人觀感極度不適的恐怖人臉，公然擺放在港大學生會正門前，這個學生會的政治取態已經非常明顯了。

應該來講，這樣一個雕像大煞風景，尤其是擺放在食堂這樣學生們每日必經的公共場所，校方理應清理。但港大學生會憑藉著早已脫離學校管治的自主權，恣意妄為，讓同學們「倒胃口」。支持他們的人，他們就認為是「民主精英」「自由戰士」；反對他們的人，他們就污蔑為「校方走狗」「內地間諜」。一葉知秋，港大學生會如今制出這樣下三濫的視頻短片，實屬意料之中。

作為香港的第一學府，港大學子是有驕傲資本的，這些「天選之子」一旦經歷激烈的競選當上學生幹事乃至領導層，便有了呼風喚雨的能力。這些年，港大也著實出了不少「人才」，在反對派教父、有著港大Old Major之稱的戴耀廷的薰染下，非法“占中”搞手周某康、泛暴派區議員梁晃維等諸多「名士」皆出於此。2014年，港大學生會還炮製出一部《香港民族論》挑戰「一國兩制」底線。回頭來看，這個學生會似乎早已忘記了港大「明德格物」的校訓，反而成了製造激進分子的大本營。

憑心而論，學生會發展到如此程度，港大也有無奈之處。事實上，港大學生會自1949年以後便早早脫離學校管治，自成一體。這種自治的氛圍在風平浪靜之時，尚能體現一定功效，為生員福利、改進教學起到作用。然而，一旦校園之外風雲迭起，則立即淪為「名利場」，學生會領袖們將目光從校園延伸到整個社會，與各類勢力交融，將校園事務演化為社會事件，在政治風雲中牟利；而整個學生會平臺則淪為政治工具，成為別有用心之人的利器——青年的憤怒最廉價、最好煽動，青年的犧牲最悲壯、最博同情。

一百年前，中國的青年為「救中國」而呐喊，憤怒於列強的欺淩、國運之不昌；一百年後的香港，有些青年的憤怒則顯得如此的「無厘頭」，如此的沒有「下限」，呈現出諸多病態。香港的青年到底是怎麼了？這個問題值得整個社會深思。但是，年輕不能成為反政府、反社會、反人倫的藉口，有病得治，重症還須多下猛藥。

本網評論員 熊貓哥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