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識港網訊】上世紀下半葉，港澳地區的經濟起飛、繁榮穩定，離不開祖國內地的堅實保障。新中國成立之後，中央政府對港澳採取“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特殊政策，尊重歷史，維持現狀，不僅政治上維持穩定，經濟上也給予大力支持，從供水、生鮮等各方面保障香港民生供給，讓“東方之珠”光彩四射。

不收回香港是“積極主動的進攻和鬥爭”

1949年，改天換地，新中國的新時代開始了。

10月，解放軍第四野戰軍解放廣州後，面對只有四個旅的駐港英軍，卻在邊境羅湖以北四十公里的樟木頭一線停下了腳步。

事實上，對於港澳問題，中共中央領導人早有了謀劃。

當年1月19日，中共中央發出周恩來起草的《中央關於外交工作的指示》，指出，在原則上，帝國主義在華特權必須取消，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必須實現，這種立場是堅定不移的。但是在執行的步驟上，則應按問題的性質及情況，分別處理。

1949年2月，毛澤東與斯大林代表米高揚談話時說：“中國還有一半的領土尚未解放……在這種情況下，急於解決香港、澳門的問題也就沒有多大意義了。相反，恐怕利用這兩地的原來地位，特別是香港，對我們發展海外關係、進出口貿易更為有利些。”

周恩來1950年春與時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黃作梅的講話中也表示：“我們對香港的政策，是東西方鬥爭全局的戰略部署的一部分，不收回香港，維持其資本主義英國占領不變，是不能用狹隘的領土主權原則來衡量的，來做決定的。我們在全國解放以前已決定不去解放香港，在長期的全球戰略中，不是軟弱，不是妥協，而是一種積極主動的進攻和鬥爭。”

清華大學國際研究生院兼職教授、香港中聯辦研究部原部長、國務院參事室原特約研究員曹二寶介紹，1952年7月25日，澳葡當局在澳門關閘引起中葡砲戰（史稱“關閘事件”）。面對澳葡的挑釁，葉劍英請示中央，周恩來傳達毛澤東的指示。據此，葉劍英認為，關閘事件是葡方個別哨兵失誤造成，決定予以寬大處理，只要求澳葡當局正式道歉和作象徵性的賠償。 8月23日，澳葡代錶帶著“道歉書”，通過關閘到廣東中山與解放軍談判，平息了事件。

“新政協運動”以香港作為中心

在建立新中國的歷史進程中，香港的特殊地位得以充分利用。 “新政協運動”正是以香港作為中心。

曹二寶介紹，解放戰爭期間，由於國民黨反動政權在國統區加緊迫害民主黨派和進步人士，到1947年年底，除了“民建”和九三學社的中央仍留在內地堅持地下鬥爭外，“民革”“民盟”“民進”“農工黨”“致公黨”“台盟”等主要民主黨派的中央和主要領導人，已聚集香港。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出“五一口號”，提出召開新政協、建立新中國。 5月1日毛澤東致函在香港的“民革”主席李濟深、“民盟”中央常委沈鈞儒，就新政協召開的時間、地點、參會黨派等徵求他們的意見，並提議三黨發表聯合聲明以為號召。新華社香港分社、華商報等中共在港公開機構，積極開展統戰工作，成效顯著，主要民主黨派政黨都以發表聲明或談話作出上述宣布，並成為我國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主體。此時的香港，成了全國“新政協運動”的中心。

“按照周恩來的部署，新華社香港分社、華商報等工作人員，以文化機構負責人或文化人的身份聯絡、帶隊，避開港英和國民黨特務的監視、跟踪，安排民主人士秘密北上，參加新政協。從1948年8月到1949年9月，秘密北上20多批、1000多名人士，其中350多名是民主人士。秘密北上人士中有119人出席了奠基建國大業的全國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接近全體政協代表的20%。”曹二寶介紹。

解放戰爭期間，香港與解放區就建立了物資通道，為解放軍的三大戰役提供了軍需物資。而共和國成立後，港澳各界亦對祖國內地的紅色政權給予了積極的支持和呼應。在當時，港澳成為了新中國重要的物資站。

在《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上，在講述新中國恢復國民經濟與各項建設的展開的相關章節裡，就留下了港澳愛國工商業家的一筆：香港華潤公司、澳門南光公司積極組織貨源，港澳愛國工商業家不避風險，鼎力相助，內地建設所需大量物資，包括中國人民志願軍在朝鮮前線急需的藥品、油料、輪胎等“禁運”物資，被秘密運往大陸；內地出口貨物主要是大米、活禽、蔬菜、鮮蛋、水果、魚類、菸葉等農副產品，大都通過香港轉口。在西方對中國實行經濟封鎖時期，香港、澳門成為中國同資本主義國家進行轉口貿易的重要通道。

1950年初，廣東各地面臨嚴重糧荒。時任華南分局第一書記、廣東省主席和廣州市市長的葉劍英，指示華潤和南光利用歸國華僑在海外的關係，設法以私人名義購入糧食，先運到香港或澳門，再設法運往廣州。經過艱苦努力，在歸僑的奔波斡旋下，大量大米分批從國外運抵港澳並轉運至廣州，既幫助廣東渡過了難關，又緩解了港澳本地糧食困難，還有力地支援了進軍海南島部隊的糧食籌措。

此前，1949年11月，震驚中外的“兩航起義”也發生在香港。當時的中國航空公司以及中央航空運輸公司兩家航空公司的飛行員於當年11月9日集體自香港駕駛12架飛機飛回祖國。之後兩航停泊在香港啟德機場的71架飛機引起海峽兩岸爭奪以至美國介入。當時的兩航員工保衛這批飛機和零件，為新中國的民航事業，提供一個重要的起步。

生命紐帶，保障繁榮

新中國成立後，中央政府對港澳採取“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特殊政策，政治上保持了港澳地區的穩定，經濟上對當地經濟起飛提供了支持。

曹二寶介紹，“長期打算，充分利用”這八個字，未見於毛澤東、周恩來的講話或批示，可能是從1957年4月周恩來在上海工商界座談會上的講話，以及1958年12月周恩來在武漢與新華社香港分社負責人的談話中概括出來的。

在他看來，從1956年起的十年裡，廣交會、三趟快車與東江供水，不僅僅是中央關心、愛護、援助港澳同胞，主要是發揮和提升港澳特別是香港獨具的內地沒有或“難比難替”的全局性功能地位，而成就香港的三大舉措，也形成了“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港澳基本方針。

1957年，被譽為中國第一展的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在廣州創辦，這也就是後來享譽全球的“廣交會”。從首屆廣交會起，香港中華總商會就從不間斷地組織會員參與廣交會，並多年來為主辦方代辦向全球發請帖的工作，當時，許多未與新中國建交的國家也因此受邀來到廣州參會，為中外經貿交流打開了一扇窗口。

1959年，毛澤東在《內地對香港食品供應量減少後所產生的影響》內參上批示，敦促大家注意並採取相應措施。而周恩來曾批示：“各地凡是有可能，對港澳供應都要負擔一些，不能後退。這個陣地越搞越重要，對港澳供應確實是一項重要任務。”

“三趟快車”由此駛入了歷史。

從1962年3月開始，三趟分別始自武漢（長沙）、上海、鄭州的列車——武漢江岸車站和長沙火車北站輪流隔日始發的751次，從上海始發的753次和從鄭州出發的755次列車，每日載著滿滿噹噹的鮮活、冷凍商品，經深圳運抵香港，滿足了港人的日常生活需求。

“‘三趟快車’抵深後，必須在筍崗鐵路北站派駐海關工作組聯檢、消毒後，於次日凌晨運送香港。”深圳黨史文獻研究室（市地方志辦）地方志處處長周華介紹。

老一輩專列押運員曾在文章中回憶道，三趟快車的運行，不僅要保正點，更重要的是要保鮮活。靠近機車頭的車廂，要先裝幾車乾貨做隔離車，以免豬牛雞鴨聽到鳴笛受驚嚇。而裝豬、裝魚的車，要求沿途停車時的位置，恰好就在水龍頭附近，便於沖洗和加水。

內地“三趟快車”的開通，為香港提供了穩定價廉的鮮活食品和淡水供給，成為香港社會穩定和工業起飛的重要支撐。不管是在最艱難的三年自然災害時期，還是在動蕩的文革十年，不管是橋樑斷裂、隧道塌方，還是華東華南發生嚴重澇災，不管是鐵路春運極為緊張，還是各種特殊情況下，許多貨車無法正常運行，而三趟快車在運營的那段時間中，始終風雨無阻，為香港同胞的餐桌保駕護航。 “‘三趟快車’被譽為‘香港同胞的生命線’。”周華表示。

如今，“三趟快車”已成歷史，但如今，通過鐵路、公路等各種現代物流方式由內地供港的農副產品，承載著內地人民對港澳同胞的深情厚誼，依然奔馳不息，綿綿不絕。

黃金水道，情誼深長

“月光光，照香港，山塘無水地無糧，阿姐擔水，阿媽上佛堂，唔知幾時沒水荒。”

這段多年前流行於香港的童謠，正是當地曾經飽受缺水之苦的寫照。由於缺少淡水水源，香港在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60年代期間，歷經數次嚴重干旱。

1962年至1963年兩年間，香港連續9個月滴雨未下，大旱面前，蓄水設施淪為擺設，水塘里長出了茂密的草甸，嚴重時每4天供水一次，每次供水4個小時，350萬香港同胞的生活陷入困境，20多萬人逃離家園。

“每個人都會記得1963年的香港水荒，當時每天的報紙都在報導香港缺水的情況。香港向居民一天供水一次，有時甚至4天供水一次。”曾參與過東深供水工程建設的何靄倫介紹。

缺水之痛，情牽兩地。這一問題受到黨中央、國務院的高度重視，1963年12月8日，周恩來總理親自批示，由中央財政撥款3800萬元，建設東江—深圳供水工程，引東江之水濟香港同胞。剛剛經歷“三年困難時期”的祖國，物資匱乏、百廢待興，人民勒緊褲腰帶過日子，卻向困境之中的香港同胞伸出援手。

東深供水工程1964年動工，1965年3月建成通水。工程建設期間，廣東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工程全線全面鋪開、同時開工，史稱“萬人會戰”。

“當時工程要求在一年內竣工，簡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何靄倫說。為了讓香港同胞早日喝上東江水，當時的施工人員喊出了“要高山低頭、讓河水倒流”的豪邁口號，克服了施工過程中的重重困難，最後，工程在短短一年時間內就建成通水。至今工程歷經了三次擴建和一次全面改造。

從1965年3月1日至2020年底，東深供水工程累計供水579億立方米，其中對香港供水267億立方米。目前香港用水的70-80%，深圳用水的50%以上，東莞沿線8鎮用水的80%左右都來自於東深供水工程，水質達到了國家地表水Ⅱ類標準。

“東深供水工程一方面改變了香港地區長期存在嚴重缺乏淡水的困境,為香港經濟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的高速發展創造了條件，促進了香港的社會穩定和經濟騰飛；另一方面還對工程附近地區的社會經濟起了巨大促進作用，在供水、灌溉、排澇、發電、防洪等方面發揮了綜合作用，是一個經濟效益十分顯著的綜合性水利工程，是真正的‘黃金水道’。”周華說。

今年，中宣部授予了東深供水工程建設者群體“時代楷模”稱號，褒揚他們是“建設守護香港供水生命線的光榮團隊”，號召全社會向他們學習。

深圳水庫是東深供水工程的最後一站。在岸邊，廣東省人民政府1993年立的東江—深圳供水工程紀念碑見證了這段正在延續的故事：“東深供水工程，浩繁艱鉅，它凝結著建設者的智慧和奉獻，融聚著祖國人民對香港同胞的關懷和祝福。東江之水，情誼悠長，茲立碑以永誌。”

由中共與民主人士合作開辦

達德學院星光熠熠栽桃育李

在屯門新墟青山公路東側，兩棟校舍掩映在綠樹中，這是香港達德學院的舊址。在解放戰爭時期，中共與民主人士合作在香港辦了這所大學，雖然存在時間僅有短短兩年多，卻在共和國成立初期發揮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香港嶺南大學高級研究員劉蜀永介紹，1946年夏天，中共領導人董必武赴美國舊金山出席聯合國會議，乘著原廣東大學校長陳其瑗擔任其翻譯的機會，邀請陳回港辦學。陳其瑗到香港後與當時中共廣東區委書記尹林平等討論此事。與此同時，左翼民主人士楊伯愷、黃藥眠和丘克輝等從內地撤退到香港，亦準備在香港籌辦一間大學。陳其瑗和大家協商後同意一起辦學。中共指派了黃煥秋等參加具體的籌辦工作。一切就緒後大家決定成立校董會，推舉李濟深為董事長，並聘請陳其瑗為院長。 1946年10月10日，達德學院宣告成立，20日正式上課。

開辦期間，達德學院設有商業經濟、法政、文哲三個學系，另有會計和新聞兩個專修科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