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結束，靴子終於落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了啟動香港選舉制度改革的決定。選舉改革是為確保「愛國者治港」，如果再貼地一點，可以用一句話概括本次方案內容和香港未來政局的狀態：鎖死激進勢力參政機會，製造行政主導政治環境。

為達第一個目的 北京用了兩道鎖。

一、設立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這很容易預計，畢竟守住這個閘口目標就實現了八成。很明顯現在以選舉主任審核資格的制度已經不能足以應付香港的政治局勢，單看級別就不夠。預計此委員會可能由特首任命，由法官與社會賢達組成，甚至由特首提名，中央任命，提到最高級別。

二、參選立法會需獲得選舉委員會提名。增加此門檻將可100%保證極端、激進、小眾派的候選人無法入閘，防止政局混亂的同時，也能在客觀上提高民主的品質。

至於製造行政主導的政治環境，降低反對派對政局的影響，北京將做四件事：

第一，在選舉委員會裡增加「愛國愛港」團體成員，人數由1200擴張至1500。

本次改革方案將在選委會增加「香港特別行政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全國政協委員和有關全國性團體香港成員的代表界」，形成第五屆別。將原本在第四界別中的人大政協單拉出來再增加人數，同時以其他「愛國愛港」本地團體補充入第四界別。此舉回避了此前外界對取消區議員團體委員資格的猜測，以稀釋的方法降低反對派對政局的影響力。上屆選委會泛民有325席，加上靠區議會選舉大勝取得的117席，本屆可得440席，只需找到160票合作即可決定特首歸屬。而現在，440離半數差300多票，且新加入者都是鐵杆的親北京人士，造王無望。很明顯中央要以此堵死反對派日拱一卒操控特首人選的可能性。

第二，規定特首候選人必須在五個界別中每個界別得到不少於15張提名票。

以往特首選舉提名只規定總提名票數，此次加入每界別票數也是防止北京不信任人士進入候選名單，至少他們不可能獲得第五界別的支持，以此保證候選人可控。另外，此種提名方式也可杜絕商界提名純傾向商界的候選人，防止資本家「話晒事」的情況出現。

第三，立法會人數由70人增加到90人也是一種稀釋策略。按照《決定》文本，未來立法會將由選委會選舉、功能團體選舉、分區直選三種方式產生。回到了回歸後前兩屆立法會的模式。按現實情況分析，最有可能的比例是三個組別30-30-30。在實際操作中，選委會及功能組別大部分將由建制派把持，再加地區直選得票，建制派將基本確定拿下2/3議席。

第四，相應的選舉方法也可能推倒重來。比例代表制的特點同時也是令中央最憂慮的，就是小眾候選人總是可以當選，這就給了激進派機會。未來港府很可能設計一種傾向于只有大眾候選人可以當選的制度，提高當選得票門檻，使議會政治光譜向中間靠攏。

總結來說，按照此方案的整體思路，北京希望塑造以「堅定愛國者」主政，多數建制派與少數非激進派泛民參政的政治版圖。這種配置拆除了政府行政道路上的地雷，為行政主導制度創造有利政治環境。

「在倒退中前進」

從選舉開放程度來說，本次改革的確是後退了一步。但這是2019年一系列極端事件後權衡的結果。誰不想獲得更多自由，同時過上更好的生活？然而如果政制的寬鬆與社會的穩定和繁榮出現對立，那麼理性告訴我們只能選擇後者。

這是一個不得不做的抉擇，但陣痛過後我們獲得了一個去極端化、非對抗化的政治環境。下一步就看特區政府如何在這種環境中帶領香港發展，「在倒退中前進」。

最後，本次改革後，北京掌握了香港政局的絕對控制權。於是社會關心未來選舉將如何劃線，中央是否會借此「清洗」泛民主派，把香港政治變成「一言堂」。

夏寶龍在關於「愛國者治港」的講話中提到，愛國者治港絕不是搞「清一色」，相信這是經過深思熟慮的。香港社會的價值觀與對內地的不了解或成見有歷史、人口構成和社會政策等複雜因素，需要時間解決。搞「清一色」讓大多數泛民主派支持者無制度內表達意見的管道，反而對管治不利。

大亂後的大治不是理所當然，需要政治智慧，「馬上平天下」不能「馬上治天下」。1989年政治風波，鄧小平採納了保守派的意見平亂，卻任命了改革派的領導人治國，這才帶來了中國30年的跨越式發展。2019年修例風波，北京同樣利用了強硬手段穩定局勢，後面怎麼走非常關鍵。

變革前夜，更有必要重溫當年鄧小平對「一國兩制」的設計：

「如果發生動亂，中央政府就要加以干預。由亂變治，這樣的干預應該歡迎還是應該拒絕？應該歡迎。」

「港人治港不會變。由香港人推選出來管理香港的人，由中央政府委任，而不是由北京派出。選擇這種人，左翼的當然要有，儘量少些，也要有點右的人，最好多選些中間的人。這樣，各方面人的心情會舒暢一些。處理這些問題，中央政府從大處著眼，不會拘泥於小節。」

本網評論員 路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