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到好處
相傳上古盛世之帝，堯傳位給舜之時，交待他要做到“允執厥中”；到了舜傳位給禹，多了一些解釋：“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這就是三帝相授的管理天下的“內功心法”了一一
世上人心叵測，而客觀事物的內在規律又那麼精微奧妙，兩者都很難捉摸；必須一心一意，合理把握好度，讓諸事都能無過、無不及，恰到好處。
聽起來好輕鬆：原來把握“天道”和“人道”如此簡單，不過“恰到好處”四字而已嘛。殊不知，這四個字，是事物發展的內在根本要求，又是天下至難之事。不信？
您看這自然界，風雨雷電，旱澇寒暑，什麼時候“恰到好處”？
再看這人世間，小到憤男怨女、恩愛情仇、喜怒哀樂、生離死別，大到國際紛爭、戰亂瘟疫，什麼時候“恰到好處”？
就說打個乒乓球，想削個貼網而過，結果下網了；想拉個沖底弧圈，結果出界了。什麼時候“恰到好處”？
既然“恰到好處”這麼難，是不是它的提出本身就不合理呢？非也！因為“恰到好處”是“天道”，也是“人道”。天道的體現，在於“自然平衡”；人道的實現，在於“把握好度”。
老子在《道德經》說了：“天之道，其猶張弓歟？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而奉有餘”。這裏，老子宣示了自然平衡的“天道”，批評了人類社會違背天道的錯誤做法。當然了，他老人家是告訴我們，要效法天道來實現社會的平衡。
那麼，天道是怎麼來體現平衡法則呢？您看：
一一有通過損益達到平衡的：不同地方，這裏旱了，那裏澇了，總體就平衡了；同一地方，今天旱了，明天澇了，這裏也就平衡了。
一一有在自然而然的有序迴圈中實現平衡的：潮漲潮落，花謝花開，四季周複，晝夜交替，以及“太極魚”揭示的陰極陽生、陽極陰生種種現象，都在人們不知不覺中實現了平衡。
一一有通過衝突達到平衡的：起風了，是冷暖空氣在尋求平衡；打雷了，是陰陽能量在尋求平衡。
那麼，人類社會怎樣通過“允執厥中”，把握好度，來實現“恰到好處”呢？
當然，最好是按老子從自然學來的“張弓”做法：過高了，就壓低些；過低了，就抬高些；力道過強了，就減些勁；力道過弱了，就加些勁。這樣遵循“天道”來實現“人道”。
而問題在於：我怎麼曉得，什麼狀態是“過高”、“過低”、“過強”、“過弱”呢？就是說，損有餘而補不足的“度”在哪？如何設定這個標準，設定怎樣的標準？這世上不是人人都具備老子的“超級大智慧”呀！
於是，當時頗懂易學、婆懂老子的孔丘先生，圍繞一個“禮”字，制定了一整套追求“允執厥中”的社會法則。實際上提出了以“禮”為基礎的“中”的儒家原則和準繩。他的孫子子思，則圍繞這個思想，精心推出了一個由至誠修身而致天下善治的理論體系一一後世群儒口中的“中庸之道”。而正是這個“中庸之道”，成了人們至今爭論不休毀譽參半的話題。
那麼，子思從他老祖父思想中總結出來的“中庸之道”，錯了么？
子思說了：“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中乎節，謂之和”。就是說，當事物自自然然、平平和和地發展，不引起人們思想情緒的任何波動時，它是符合天地的庸常規律亦即基本規律的；當人們的思想情緒出現變動時，努力將它把控在“適中”的範圍內，不讓它“過”或“不及”。他又說，“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大道”。就是說，這“中”與“和”，是天下的基本規律、恒常之道，也就是“庸常之道”。換一句話，“中庸之道”也可叫“中和之道”。一一我曾開玩笑說，如果後來儒家大咖們知道，這“中庸”會在後世直到當世帶來那麼多誤解和爭議，想必當時就叫“中和之道”了。
不管怎麼說，反正我們已經明白，“中庸之道”即是“中和之道”，也即是儒家追求“恰到好處”的路徑了。比如，在行為學中，主觀行為符合客觀實際為“中”。客觀不允許而為之，為“左”，為“過激”；客觀允許而不為，為“右”，為“保守”。記得中國當代史上有個大名鼎鼎的人叫王明，土地革命時期“左”得要命，到了抗戰時期又“右”得要命，就是由於不同時期對客觀實際的認知“失中”，行為上也就“忽左忽右”了。
那麼，一個人對客觀實際的把握“執中”了，是不是一勞永逸了呢？非也！因為世間一切事物，總是在不斷變化發展過程中，總是處於“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的“無相”（沒有一成不變的存在形式）狀態中，事物變化“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人們的主觀認識和行為，必須與時俱進，努力跟上客觀事物的變化。不然，也許剛剛“執中”了，馬上又“失中”了。套用一句俗話：“恰到好處”，永遠在路上。
人們對客觀事物的認知如此，對自我的認知何嘗不是如此：認知符合實際為“自知”；自視高於實際為“自負”；甚之，除了自己，別人很難欣賞，為“自戀”；又甚之，太把自己當回事兒，為“自大”；尤甚之，目空一切，為“自狂”。反過來呢，自我認知低於實際，為“自卑”；甚之，太不把自己當回事兒，為“自輕”、“自鄙”、“自賤”。而想客觀認知自己，做到“自信而不自負，自謙而不自卑”，那是一輩子的修養過程！別說我們凡夫俗子，就說唐代大文人王勃：先是恃才傲物，宣稱“自能成羽翼，何必仰雲梯”，夠牛的吧？後來路子不太順了，又變得悲歎“楊意不逢，撫《淩雲》而自惜”；“關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您看，自我認知如何“執中”，如何“恰到好處”，不容易啊！
這麼說來，子思總結出這“中庸之道”，對於人們的社會認知、行為規範和個人修養等方面，似乎是滿不錯的思辯體系。然而，它為何在後世尤其今天，遭到人們很多質疑、非議乃至批判呢？
我們也許可以這樣理解：子思提出的“中庸之道”，雖然主要從個人修養切入，但骨子裏仍以他老祖父以“禮”為核心的社會管理規範為基礎。這在兩千多年封建社會，深受統治者和士大夫所推崇，但卻限制了社會變革探索，束縛了人們的思想觀念。同時，“中庸之道”的社會傳播過程，在部分人形成了“不偏不倚”、“不冷不熱”、“不前不後”甚至“和稀泥”、“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貌似中庸”形象，也把子思真正提倡的“中庸”、“中和”理論，給狠狠地“黑”了一把。
誠然，子思的“中庸”，或曰“中和”，貌似與堯舜禹及老子並無二致，實際上還是“修正”了前聖的思想：前聖，尤其是總結了伏羲以後樸素唯物論思想的老子，是主張通過效法“天道”來指引“人道”，從而達到“執中”，達到“恰到好處”；而“天道”的最高法則，是“自然”一一一切依據客觀事物“本來如此”的本質特徵和“本該如此”的發展規律而行。而孔子和子思則側重於強調主觀修持和自我約束，且相對傾向於固化思維和固化體制。
然而，不可否認，“中庸”學說，從社會學、行為學角度，深化、細化和豐富了“允執厥中”這一“聖教”的思考，對人們的自我認知、個人修養、行為把控乃至社會管理等等，千百年來影響巨大而深遠。如果我們捨棄其保守、固化的東西，吸收其合乎“天道”、“人道”的內容，為社會構建更加和諧的現代生活，為個人營造更加平和執中的健康心境，提供一些合理元素，應該是一件好事。反正，我是這麼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