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桓于东方文化中，怎么也绕不开中医。因为它是中华“国粹”。
国粹又是什么呢？也许可以这么说吧：一个国家和民族，她物质生活的思想积累之总和，就叫文化；文化当中系统性的学术、学问、学说，就叫国学；国学中形成固定形态的精华，就叫国粹。中华民族数千年间形成的国粹，有京剧、武术、书法等等，而中医，则是保障中华民族大家庭健康地生存繁衍的不可或缺的国粹。
我们知道，自从有了“西医”——有人又叫它“现代医学”之后，“中医是什么”竟然成了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当今无时无刻都有“中医黑”与“中医粉”在争论不休。有些肯定中医的大科学家，如钱学森先生，相比较于西方定义的实证科学，将中医定义为“自然哲学”。
其实，钱先生只说了一半。
中医不仅仅是自然哲学。自然哲学属于“道”，医道；中医同时又是“术”，医术。
那么，是什么支撑着中医传承发展数千年，并继续为中华民族乃至世界大家庭的健康事业，发挥着巨大作用呢？作者不才，让我们一起来尝试探究一下，这一东方文化之瑰宝吧：
如果说，西医是以机械唯物论为指导，产生在工业文明基础上，以解剖学和化学为诊治手段，理性的、追求“个体精确”而相对割裂的实证医学；那么，在东方文化中孕育的中医，它的哲学基础是朴素唯物论，是产生在农耕文明基础上，以天人合一为基本轮廓，以阴阳五行为基本元素的，整体的、联系的、辩证的、感性的同时相对“模糊”的系统医学，是自然哲学与医疗技术相融合的、循自然之道养自然之身的人文医学。
听起来好“玄”啊，尤其一听“阴阳五行”，有人就觉得太虚无缥缈，甚至感觉简直就是迷信了。
其实，正如我在前几章说过那样，阴阳五行是实实在在的朴素观念，是古代东方哲学的宇宙观认识论在人体医学上的典型的集中的反映。弄清楚了它，“神秘”的中医就变得明白如话了。不是么？
我们在本书讨论“天人合一”的章节中说到：古代中华文化中，认为世界万物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种基本元素，在阴、阳两种作用力催动下形成的；而人，作为世间万物的一种，也不例外。
根据这个认识，人体的各个主要功能器官——心、肝、脾、肺、肾，分别对应属性是火、木、土、金、水，它们之间互相促进和滋养（相生：心——脾——肺——肾——肝——心）又互相制约和把控（相克：心＞肺＞肝＞脾＞肾＞心）；这些臟器及相联系统，又分别与身外的五方、五色、五味、五声等相对应；这些都在阴阳二气催动下互相作用，构成人体内部和对外的“平衡”的生理机能；一旦人体某方面出现了对内对外的“失衡”，就是“生病”；就必须借助外部事物，按“阴阳互动”和“五行生克”的规律进行调整，使之“恢复平衡”。平衡了，就没病了。一句话，中医的生理学、病理学、医理学、药理学，都用“阴阳五行”四个字来解决。我们先拿一个臟器为例吧：
肝（连同它的“小兄弟”胆）：属木，春季当令，对应东方，其色青，其味酸，其性喜疏达、恶郁结、忌枯槁，德配“将军之官”，善怒，肾（“小兄弟”膀胱，属水）是其“金主”（水生木），脾（“小兄弟”胃，属土）视其为“苦主”（木克土），肺（“小兄弟”大腸，属金）是其“债主”（金克木）。哟，分明是一幅自然和社会画图嘛，如何扯到人体上来？别急，您看：
假如一个人：肾阴虚了，“水不涵木”，肝得不到滋养，肝将军不爽了，郁结了，肝阳上亢，就会产生头晕目眩、胸胁苦满等自身病症；这不算，它会去向脾土发泄怒火，叫“木侮土”，去欺负脾胃，就会导致腹痞、厌食，甚至脸黄肌瘦；还不算，肝火升起之后，还会引爆心火，产生烦躁失眠舌红眼赤小便黄等症；心火发动之后，不可收拾，“火克金”，又去欺负肺，会产生干咳甚而至于咳血。您看，这一系列动作如同“多米诺骨牌”，怎么去治疗呢？
无妨，“急则治标，缓则治本”：本因在于肾阴不足，暂放一旁；眼下是肝气郁结，就疏肝利胆；是木侮脾土，就培土平肝消滞顺带理湿（脾土忌湿）；是风火相助（肝生风，心生火），就清心平肝；火克肺金，就降心火，清肺热。回过头来，再好好滋肾养阴，把肾调理好，免得产生系列连锁反应。
问题来了，用什么药来调治呢？我们知道，中医植根于中华农耕文化，选用药物多为本草，配以少量的矿石和动物等。中医将这些药品，按五行学说，分別使有归属，叫做“归经”。比如刚才说的肝胆郁结问题，青色、酸味的药物可入肝胆；但不能闭上眼睛，看到青色酸味的都用。这里，不但要用得上“阴阳”这组大概念，还得请出一组关键概念——“五气”：药性的寒、凉、平、温、热，结合其它功能需求，进行组合疗疾。比方说：
同是可以治疗肝胆有关疾病的中药，柴胡用来疏理肝气，芍药用来和营养阴；大青叶、板蓝根苦寒用来泻肝胆实火，吴茱萸性温用来降肝经浊阴；等等，等等。医生可以将它们组织成方剂，主次分明，分工明确，共同发挥作用。
中医的这套阴阳五行学说和这些本草等中药的归经、气性和功效，以及系统的生理学、医理学、脉理学、药理学等理论，还有一个个典型医案，靠一代代中华医家、药师几千年实践中探索、体验、总结，留在了浩如烟海的中医药典籍里。
而在具体临床中，每位中医生“本身”就是一家医院（相比较，每位西医生“背后”是一家医院。），全凭他（她）本人运用其学识和经验，通过“望”（观色）、闻（听声）、问（询症）、切（诊脉），独自完成对病症的分析判断和处方治疗。加上中医理论本身就有较强的感性色彩，这样，医生的主观和感性发挥了很大作用，甚至自身精神状况、体能、情绪，都会对诊治产生相当大影响。这就产生了中医诊断的相对“模糊性”：同一病人同一病症，让几位高明的中医诊脉，脉象结论往往不全一致，开的方子肯定不同，而病症可能都能治好。
这种主观性和模糊性，会使一些人产生一个感觉：中医治病，是不是靠经验瞎打瞎撞的？当您了解了东方文化的思维特质，了解了中医的整套理论体系和它的特点，内心的这类疑问就会释然了。
其实，话又说回头：人类到了今天，大到对宇宙、小到对自身，真的弄明白了么？谁敢说这话？西医理论和实践追求的“精确”，无须说整体，就说具体局部，能说真的“准确无误”了吗？应该说，西医对某个局部某些问题的诊断，现已做到了“相对接近于真实”而已。眼下，甚至再过几百年或者更长时期内，我们全人类对人体医学的探索，只能说是在模糊的探索阶段。还是东方哲人的那句话：“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