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納百川，有容乃大」，這句常用的話人人明白其意。每遇不順意之事、不待見之人，或常以此自我寬慰。然而，心靈雞湯雖好喝，涉及世俗事務時卻難免不受情緒左右。畢竟，各美其美難、錙銖必較易，此乃人性固有之弊。因此，古之聖賢著書立說傳道解惑，立下了許多做人的道理，意圖緩解此弊，歷代相傳不息，是為中華文化之基。所以，當我們每每面臨人間疾苦、激烈衝突，以致孟子所謂「率獸食人」之境時，道德之光總會或明或晦地昭示眾人，以期驅除心靈的黑暗，達致和諧、光明的局面。這也是我民族國家每逢危機，總能化險為夷的法門之一。 據中評社新近的調查結果顯示，自國安法以來，對新香港人的炒作熱度已經呈明顯下降趨勢，但還未回復至修理風波前的水準。例如，關愛基金在疫情期間向低收入家庭的新來港成員派發萬元津貼這一舉動，就被一些港人解讀為「新香港人」 「專門來騙香港福利」、 「沒本事還要香港養」。目前，儘管嘲諷情緒指數已不在高位，但是也沒有處在很低位。這一結果提示我們，政治紛爭對於社會心態的影響至為深遠，不良思潮令部分香港人變得狹隘、偏激。排外行為作為「人性惡」的產物，是「人縱其私」的結果，處於強調「中庸」的中華文化的對立面。然而，這種行為似乎一直擁有市場。在某一村落看，以一姓一戶之私而排外；在某一城鎮看，以一階層一群體之私而排外；在某一國家看，以一人種一族群之私而排外。就香港而言，自然是第二種情況。那麼，香港究竟是什麼階層什麼群體在排外呢?有必要進行探究。
歷次移民潮與「香港人」概念的誕生
香港自1841年開埠以來，由小漁村進化為國際化大都市，外來移民的貢獻是最大。在香港不同的發展時期，均伴隨著大規模移民潮的產生。19世紀中葉以前，中國人大多視英治香港為蠻夷之地，只有在當地活不下去的人才會移民。這一時期，香港治安惡劣，來港人士多為下層百姓，從事苦力勞動，甚少有周邊省份的富戶敢於以身犯險移居香港。但是自太平天國戰亂以後，大量內地避戰人士移民至香港，由此開啟了香港第一波移民潮，也直接促使香港的發展駛入快車道。進入20世紀，中國內地依舊戰亂頻仍，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軍閥混戰、抗日戰爭，每一次戰亂都促成一波成規模的移民浪潮。新中國成立後，親國民黨人士又促成一波移民浪潮。直至上世紀80年代，港英政府徹底關閉難民收容通道，這股持續百餘年的移民浪潮才算是完全終結。
事實上，港英政府對於這些移民最初所持有的態度，是放任不管的，移民的生存狀況也是非常的糟糕。這種狀況一直持續至1953年，在聚集著大量內地移民的石硤尾發生大火後， 5萬余無家可歸的移民慘況，大大刺激了香港輿論，港英政府這才改弦更張，開始考慮為內地移民提供基本福利，這也是香港公屋政策的源頭。更重要的是，港英方面認識到，有效對內地移民進行融合是必要且緊迫的，於是在50年代中期，開始逐步推行「難民融合政策」。1958年及1961年，社會福利署和人民入境事務處先後成立，社會服務支出在港府財政中逐年攀升。由此，在獲得了生活的基本安定後，內地移民逐步開始對香港有了歸屬之感，促成了內地移民的本土身份認同。
「六七暴動」之後，受管治危機倒逼，港督戴麟趾、麥理浩等先後推行社會改革，提升移民歸屬感。其中，立法給予居港七年者永久居留權，極大吸引了移民的安家意識，他們不再把自己當成客居異鄉的過客，也不再把香港當做臨時避難所，「香港人」的概念就此誕生，本土文化由是形成。但是，正如本文開頭所示，「人縱其私」的劣根性，在初代移民群體及其後代紮根香港後，開始暴露無疑。
本土主義的冒起與排外傾向的顯露
由於移民潮的持續推進，大量新移民對社會公共資源形成擠佔效應。至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大部分香港居民都不太歡迎新進從內地南來香港的移民，本土主義在香港第一次亮出了其猙獰的面目。
從那個年代的港片中，我們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因為這種本土主義的冒頭與港片的黃金年代剛好重疊，於是產生諸多文化符號，如大圈仔、省港旗兵等一系列歧視內地人的稱謂，在港盛行一時。在一些警匪的電影中，很多兇悍的歹徒被描述為內地來的偷渡者，香港人對內地人的偏見達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誠然，上世紀八十年代起，香港步入黃金時期，經濟增長迅猛，文化輸出強勁，港式風潮席捲全國。但很多港人忽略了一個事實——香港的繁榮與內地的改革開放是同步開啟的，沒有祖國內地的廣闊市場、強勁支撐，香港的繁榮就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本土主義的變異與非理性排外的興起
回歸初期，香港社會對於自內地移民的歧視逐步隨著兩地經濟差距的縮小和交往的頻繁而呈現逐步消弭的勢頭。但是，由於泛政治化炒作，新的本土主義再次悄然升起，進而演變成無理性的排外。追溯這段起源，又可以發現一些與過往本土主義排外傾向所不同的特點。
以2003年反二十三條立法大遊行為起點，香港社會運動此起彼伏，社會氛圍開始逐步走熱，政治議題取代了過去的經濟議題成為社會爭拗的焦點。與此同時，經濟議題又往往夾雜著政治企圖，如螺旋般在多方角力中掀起巨大風暴。03大遊行一個極端惡劣的後果，是此後持續至國安法出台前長達17年的七一大遊行，民間人權陣線這一泛民團體的聯合體作為遊行的居中聯絡者，成為社會動亂的主要因數。每一次大遊行過後，社會的撕裂程度就加深一些。一些原本依靠炒作民生議題的激進分子，也在日漸炙熱的政治氛圍中，開始轉而炒作政治。
2006年，港府計畫關閉中環天星碼頭。部分香港人認為該碼頭是香港文化歷史的一部分，強烈反對，並煽動市民通過靜坐、集會的方式進行抗議。在此過程中，所謂「香港本土文化」通過激烈的抗議行為在社會中得以強化，朱凱廸等一批新生代依靠煽惑保衛天星碼頭，成為新世紀香港本土派的第一代頭面人物。其後2009年起的反高鐵運動，釀至回歸後首次出現千人圍攻立法會的亂局，而本土派朱凱廸再度從中撈取政治資本，為其參與區議會、立法會選舉鋪路。黃之鋒曾回憶稱，正是保衛天星碼頭及反高鐵運動，對日後的「道路」有極大的「啟蒙意義」。及至2012年，反國教運動風起雲湧，黃之鋒等更年輕的一代冒出，香港社會運動也完全撕下關注經濟民生議題的外衣，變成泛政治化炒作的工具。於是，2014年非法「占中」，2016年旺角暴動、港獨分子忝列立法會議席，2019年修例風波接踵而至，香港社會徹底被泛政治化攬炒攪亂，本土主義演化至盲目排外乃至港獨。
新常態下香港本土主義的糾錯及未來
香港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政治地位，本身就是一個「文化大熔爐」，不同生活習慣、文化背景、宗教信仰、政治理念的人彙聚於此，每個族群均保留了自身的特性，本不存在排外的土壤。但是，在政治爭拗下，披著民生外衣的攬炒行為，徹底令本土主義喪失了其地方性文化的本色，淪為政治炒作、煽動情緒的工具，成為投機分子快速出名的捷徑。
亂港分子最擅長將西方意識形態嫁接在本土思潮中，用普世價值去煽惑民眾。將西式政制幻化為港式生活，從點滴中逐步滲透。以至於參與本土運動的民眾，往往分不清，他們到底是在追求本土利益，還是在追求所謂「民主」，而戴耀廷、朱凱廸們則致力於將此概念同一化，令人裹挾其中、不知所以、情緒亢奮。
說到底，所謂的香港本土主義，只不過是一班舊移民對新移民的排外思潮。其維護的所謂價值，脫離不了某一階層某一群體的利益窠臼。在這種狹隘、偏激思潮的帶動下，民眾往往失去理性思考的能力，社會動亂由此而生。這種失序狀態，究其根源，在於階層利益的固化與公共資源配置的不均衡，此種情況尤須引起管治層注意。
因此，在國安法之後，香港進入新的政治常態下，要根除亂港思潮，仍須從打破階層利益的固化與尋求社會公平著手，政府施政須關照到全港各個階層、各個群體，以期達致各美其美之境。同時，全港社會應深刻認識到，沒有新鮮血液的加入，香港的繁榮便無從談起。如果放任這種非理性的本土主義、排外傾向滋生，最終所損害的，是全體港人的利益。
事實上，包容性是整個中華文化中最具吸引性的特色。香港歸根到底，還是一個華人社會為主的區域，必將受這種特性的影響。儘管在過去，香港與內地之間，發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但同族同宗的理念，終將令我們聚合在一起。在未來，香港的本土主義應堅守本港開埠180年來所屢試不爽的成功經驗，開放、包容各類族群、階層的融入，平和理性地尋找解決社會矛盾的方法。這裡，筆者仍聯想到文章開頭所提的這句話——海納百川、有容乃大。這本出自林則徐的一幅對聯，下聯似乎更具深意——壁立千仞、無欲則剛。克服「人縱其私」的惡習，立意更高一些、目光放長遠點，或許能達致更理想的境界。
本網評論員 熊貓哥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