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識港網訊】按照中國哲學的傳統，哲學的任務不是為了人對客觀實際增加正面的知識，而是為了提高人的心智。

人與其他動物不同，在於當他做甚麼事時，他知道自己在做的是甚麼事，並且自己意識到，是在做這件事。正是這種理解和自我意識使人感到他正在做的事情的意義。

人的各種行動帶來了人生的各種意義。這些意義的總體構成了我所稱的「人生境界」。不同的人們可能做同樣的事情，但是他們對這些事情的認識和自我意識不同，因此，這些事情對他們來說，意義也不同。

每個人有他的生命活動的範圍，與其他任何人都不完全一樣。儘管人和人之間有種種差別，我們仍可以把各種生命活動範圍歸結為四等。

由最低的說起，這四等是：一本天然的「自然境界」；講求實際利害的「功利境界」；「正其義，不謀其利」的「道德境界」和超越世俗、自同於大全的「天地境界」。

自然境界

一個人可以按照他的本能或社會習俗而生活。這樣的人好像兒童或原始社會中的人，他們做各種事情，而對自己所做的事缺乏自覺，或並不真正意識到它的意義。因此，他所做的對自己並沒有甚麼意義，這種人生是「自然境界」的人生。

功利境界

還有一種人，他有私，時刻意識到自己，所做的事情都是為了自己。這不一定表明他就是全然不講道德。他也可以做一些於別人有益的事情，但他這樣做的動機是為了自己的好處。因此，他所做的每一件事，對他自己來說，都是「有用」的。他的人生境界可以稱作「功利境界」。

道德境界

還可能有些人，懂得世上並不是只有自己，還存在着一個社會，它是一個整體，自己是社會的一個組成部分。本着這樣的理解，他做任何事情，都是為了整個社會的好處；或者用儒家的話來說，他行事為人是為義，而不是為利（「正其義，不謀其利」），他是真正有道德的人，所做的都合乎道德，都具有道德的意義。他的人生境界可以稱之為「道德境界」。

天地境界

最後，人也可以達到一種認識：知道在社會整體之上，還有一個大全的整體，就是宇宙。他不僅是社會的一個成員，還是宇宙的一個成員。就社會組織來說，他是一個公民；但他同時還是一個「天民」，或說「宇宙公民」。這是孟子早已指出的。一個人具有這樣的意義，在做每一件事時，都意識到，這是為宇宙的好處。他懂得自己所做的事情的意義，並且自覺地這樣做。這種理解和自覺使他處於一個更高的人生境界，我稱之為在精神上超越人世間的「天地境界」。

四個境界之別

在這四種人生的境界中，前兩種都是人的自然狀態；後兩種是人應有的生命狀態。前兩個境界可以說是來自天然，後兩種境界則是人自己的心靈所創造的。自然境界是最低級的存在；功利境界比自然境界稍高一點；更高是道德境界；最高是天地境界。

這樣排列是因為自然境界的人生不需要對生有任何理解和自我意識；功利境界和道德境界需要有一點對人生的理解和自我意識；天地境界需要的人生理解和自我意識則最高。道德境界所講求的是道德價值；天地境界所講求的則是超越道德的價值。

哲學的崇高任務：成聖

按照中國哲學的傳統，哲學的任務是為了幫助人達到後兩種人生境界，特別是天地境界。天地境界也可以稱之為「哲學境界」，因為唯有經驗哲學給人的宇宙情懷，人方始可能達到天地境界。道德境界其實也是一種哲學境界，因為道德行動並不僅僅是符合道德規範的行動，或由於人養成某些符合道德的習慣，它還要求人懂得自己行為中涉及的種種道德問題，而這正是哲學所要給與他的。

人在道德境界中生活的衡量標準是「賢」，它的含義是「道德完美」。人在天地境界裡生活，則是追求「成聖」。哲學就是啟發人追求「成聖」。

柏拉圖在《理想國》一書中曾說：哲學家必須從感覺世界的「洞穴」裡上升到「智性的世界」。哲學家如果是在智性世界中生活，他也就是超越於人間世。在這樣的境界裡，最高的成就是和宇宙合一；在這種和宇宙的融合中，他也超越了智性。

聖人做事有覺悟

在前面我們已經看到，中國哲學強調一點：聖人並不需要為當聖人而做甚麼特別的事情。他不可能施行神蹟，也不需要去那樣做。聖人所做的事無非就是尋常人所做的事；但是他對所做的事有高度的理解，這些事對他有一種不同的意義。換句話說，尋常人在蒙昧狀態（佛家稱之為「無明」）中做事，聖人則是在完全自覺（覺而又悟）的狀態中做事。禪僧常說：「覺字乃萬妙之源。」由廁身宇宙之中的「覺」而直覺地「悟」到和宇宙融為一體，這便是天地境界。

因此，中國人所說的聖人，既在世界裡生活，又不屬於世界；中國哲學既是現世的，又是彼岸世界的。隨着未來的科學進步，我相信宗教的教條和迷信將讓位給科學，人對於彼岸世界的追求將在未來的哲學中得到滿足。這個未來哲學既是現世的，又是彼岸的。在這方面，中國哲學可能有所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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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並改編自《中國哲學簡史》。

《中國哲學簡史》是中國著名哲學家馮友蘭於一九四七年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講授中國哲學史時的英文講稿，次年在美國麥克米倫公司整理出版。此書一出，立即成為西方人了解和學習中國哲學的入門書及通用教材。其後又有多個外國語種出版，但遲遲沒有中譯本。直到一九八五年，馮友蘭的學生涂又光第一次譯成中文，在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首印十萬冊，很快售罄，一時洛陽紙貴。

原文鏈接：http://www.orangenews.hk/culture/system/2019/03/18/010112374.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