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常說，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在憂患中生存，對於許多人來說是一種不必贅述的現實，而死於安樂卻往往成了人們嚮往、追求的目標。生老病死，人所難免，生不由已，死亦猶然。我們常常標榜要把握自己的命運，卻很難把握住自己的生命，包括生命的終結。傳統的國人認為，生命的最高境界就是：無疾而終、壽終正寢，最好就是死得像熟睡一樣平靜安祥，這是今生前世積的善修的德。其實，現實中又有多少人能死得如此祥和、如此安樂？

每當我回到故鄉，最難受的是看望躺在床上不醒人事的90歲外婆。這位辛勞一生、曾帶養過我們的可敬老人，因白內障雙目失明加上老年癡呆症等疾病已臥床10年，現言語不清，連自己的兒女也認不出來。站在外婆的床前，看到那佝縮在床上的瘦弱身影，想到她在漫漫黑暗中遭受病魔的煎熬，身體日漸憔悴衰竭，在痛苦中消磨殘生時，做為後輩，我為我無能幫她解脫苦難而深感愧疚和無奈。在感歎生命的脆弱的同時，我忽然又隱約記起兒時患食道癌的爺爺被饑餓和劇痛折磨得痛不欲生的情景來。

鬥升小民是如此，名人巨匠又何嘗不是一樣。剛剛過了百歲生日的文壇泰斗巴金先生，患病多年，一直躺在醫院裏靠輔助器械維持生命。飽受疾病折磨的巴金先生曾多次提出安樂死，但屢被拒絕，到現在還繼續象徵性地擔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和作協主席。生命在飽受病痛的折磨時還要遭受人為的折騰。難怪巴老在97歲生日時慨歎：“長壽不是好事，是痛苦，對我是一種懲罰。”對常人來說，長壽也許是好事、是幸福。但對他來說,生命在病魔的折磨下，在無奈和苦痛中得以被動地延續，這在生理上在精神上無疑是一種磨難。有人提出，死亡對於巴金來說是遲早的事，與其要他備受折磨形如枯槁而死，倒不如按他的意願讓他在平靜、安祥、毫無痛苦的情況下了結生命，這樣更符合人道主義精神，更能體現對生命、對巴老的尊重。然而，時至今日巴金先生依然躺在上海醫院的病床上靠器械維持生命。

生命對每個人來說都有一次，生命的意義在於對生活的創造和價值的體現，生命的權利在於健康愉快地享受生活、自由自在地把握自己，主宰自己。當一個人生命的意義和權利喪失殆盡，成了不能支配自己甚至毫無知覺毫無意識，絕望地依賴別人而生存，在卑怯中尋求苟活、在痛苦中延長殘生，這本是生命的無奈，倘若在這種無奈的苟活中還要因某種政治或利益的需要而被人為地加以宣傳炒作，並當作木偶神像般地用來擺設或供奉，這是生命的悲哀。且不說這要浪費多少社會資源，給病人及其親屬造成多少生理上精神上的折磨和金錢上的損失，更是對生命、對人權本身的蔑視和踐踏。

現代社會是講究以人為本的人文社會,現代醫學在延長人們的壽命、提高人的生命品質的同時，更應充分體現對人的生命尊嚴的關懷和尊重。不應為活著而活著，而是要讓人活得更加美好更有尊嚴。試想，如果一個人的生命到了活著是受罪、受難、處於“生不如死”的狀態，為什麼我們不能尊重生命、尊重生命擁有者的權利和選擇、更人道更人權地讓生命回歸自然、走向安樂？

生命的安樂在於生命得到真正的自由，包括自己能承擔自己的意志、自己能主宰自己的一切，自己能選擇自己的生存方式乃至生命的終結。

生命享有自由和安樂，是生命之大福大幸。

我虔誠地祈盼，我們的社會爭取人的生存權的同時，能更加尊重生命、尊重生命的尊嚴和自由，讓生命真正走向安樂。

200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