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房屋委員會5月12日公佈，截至今年3月底，一般申請者的平均輪候公屋時間攀升至6.1年，長者一人申請者的平均輪候時間則為4.1年，兩者同創1999年以來新高。兩組數字再次道出了香港不可承受之重，在實現居者有其屋的道路上，香港的確步履維艱。

香港公屋建設始於上世紀50年代初，最初是為了幫助1953年石硤尾木屋區大火的災民；1960年代，港府開始推出廉租房；1972年，港督麥理浩制定十年建屋計畫，是港府第一次成體系地建設公屋；回歸後，首任特首董建華又推出八萬五計劃，意圖在短時間內令七成港人有屋可居，遺憾遭遇亞洲金融風暴及非典肆虐，計劃雖有效遏制香港房價上漲，但卻因樓市蕭條無法持續。其後香港房價一路上漲，港人的居住體驗愈發下滑，直至籠屋、劏房這類極度逼仄的戶型出現，竟成為香港的一道風景。

實際上，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國際性大都會，房價高企是普遍現象，紐約、東京、巴黎、蘇黎世的房價與香港房價相比並不遑多讓。但是，從地理位置講，香港有其局限性。例如東京，高企的房價可通過開發周邊郊區及東京灣城市群來消化人流，通過發達的交通網絡來緩解聚集壓力，但香港三面環海，尚有大片生態地界、丘陵環伺，唯一的陸路通道被各路關口所阻隔，難以形成四通八達的交通網絡，集中的人口沒有有效途徑消化，不斷增加的人口外加有限的資源，地價、樓價的高企是必然的。這一點，香港不是孤例，新加坡也存在類似情況。但新加坡依靠完善的住房保障體系，實現了大部分市民的居住基本需求。因此，香港長期的痛點住房問題，非因房價過高，而是配套政策不足。

回歸以來，港府多方施策，不斷完善住房保障體系，但因外部環境和內部環境以及決策的不連貫性等問題，始終令相關政策難以奏效。林鄭月娥政府上台伊始，便提出「置業新希望」理念，推出「港人首置上車盤」框架，並用一年多時間在社會上開展「土地問題大辯論」，任內又推出「明日大嶼計劃」、「北部都會區計劃」，一系列舉措，均旨在提振公屋供給。然而，自「非法佔中」以來，香港社會撕裂嚴重，極大牽扯了各方精力，港府也處於有心無力的狀態。2019年、2020年，受黑暴、疫情雙重影響，香港社會經濟信心重挫，港府善後各項事宜已分身乏術，公屋建設項目的滯後，可想而知。如今，公屋輪候時常破紀錄，實在令人唏噓。

新一屆政府即將履新，李家超亦表態將重點處理房屋問題。實際上，歷屆特首均將房屋問題視為頭等大事來處理，關鍵在於決心與力度。令人慶倖的是，李家超所面臨的執政環境較往屆特首來說，實在是寬鬆太多，香港在大亂之後實現大治的轉折或就在此時，如何把握機遇、迎難而上，相信李家超心中已經有了清晰的路徑。

本網評論員 熊貓哥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