芥川龍之介的中國因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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芥川龍之介的中國因緣

來源：橙新闻 2020-08-28 16:09

真正對中國文化發生興趣的日本人（自然包含文人）正在急劇減少，像芥川這樣依舊對中國文化抱有濃鬱興趣，且具有較高造詣的日本年輕人，真的是有點寥若晨星了。

【識港網訊】芥川龍之介在1921年撰寫的《支那遊記》，在中國至今仍在出版新的譯本。五四後不久，他的作品受到魯迅等的關注，以後成了一個日本近代文學的經典作家。在他去世8年後的1935年，他的朋友、也是文學家的菊池寬倡導設立了「芥川龍之介賞」，用來獎勵新興作家，不久便成了日本文壇上最高的純文學獎。一旦有新人獲得此獎，就如同登了龍門，為所有的媒體所矚目，從此一舉成名。而他本人的短篇小說《羅生門》，1951年被大導演黑澤明改編拍攝了同名電影，獲得第16屆威尼斯電影節金獅獎以及第24屆奧斯卡金像獎榮譽獎，也因此，《羅生門》在中國不僅家喻戶曉，連這個詞也經常會進入中文的語境。而事實上，芥川本人也確實是一個與中國關係十分深切的日本近代文人。1941年文學家佐藤春夫曾多少有點自負地說：「從明治末年到大正初期，在文壇上對支那的文化物品多少有些關切的，好像就是亡友芥川龍之介與我自己了。」其實恐怕也不盡然，不過芥川確實是其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個。

1892年出生於東京的芥川，原本姓新原，其生父在幕府末年是長州藩屬下的一個炮兵，明治以後來到東京，經營一家銷售牛奶的小公司「耕牧舍」。可是芥川出生八個月之後，他的生母患了精神病，無法哺育他，就把他過繼給了沒有孩子的大舅父家，因而改姓芥川。舅父舅母視他如己出，而他的一位沒有出嫁的大姨也同他們居住在一起。芥川後來對中國的詩文書畫發生比較濃烈的興趣，應該與這個家庭有關。芥川後來這樣描述過他成長的家庭：「我的家以前歷代都是御奧坊主，不過父親和母親都是毫無特色的平凡人。父親喜歡學說評話故事、圍棋、盆栽和俳句。哪一方面都不算行家。母親……知道許多以前的故事。還有一位大姨，對我特別疼愛。……父母和大姨都非常喜好文學。……我從小時候就看了好多戲曲和小說。」這些小說中，大都是江戶時代以及明治時期的作品，但芥川總是會津津樂道地談起孩提時的自己是如何對《西遊記》、《水滸傳》、《聊齋志異》等中國明清小說的傾心。他在11歲時，在自家的書箱內翻到了一本改編成日文本的《西遊記》，他後來回憶說：

「孩提時代最喜歡讀的書是《西遊記》。這些至今仍然是我喜愛讀的書。這一類富有比喻意義的傑作，我想在西洋恐怕連一本也沒有。名氣很響的本仁約的《天路歷程》，畢竟敵不過《西遊記》。還有，《水滸傳》也是一本我喜歡讀的書，至今仍然愛讀。有一個時期，《水滸傳》中一百零八將的姓名我也全部背下來了。」

1898年他在進入江東小學念書不久，課餘就跟隨一位名曰大野勘一的老師學習漢文和英文，此後，就能依據日本的訓讀法來直接閱讀漢詩漢文了。他自己曾說，中學時讀了不少漢詩。他比較喜歡的詩人中，有晚唐詩人許渾和唐末宋初的詩人李九齡，尤其愛讀許渾的《丁卯集》。1910年7月他在給東京府立三中恩師廣瀨先生的信函中有這麼一段：

「今日朝來微雨。獨坐，翻閱許丁卯之詩集，感到猶如一襲暗愁之雲霧，向人逼近。尤其是其懷古七律，格調痛哀，比李義山（李商隱）更微，較之溫飛卿（溫庭鈞）更麗，青蓮（李白）少陵（杜甫）以降，以七律而居斗南第一人，誠非偶然也。」

對於漢詩漢文，芥川確實絕不是一個入門者，他的閱讀範圍很廣，而每每也有不淺的見解。在《漢詩漢文的有趣處》一文中，他隨手摘引了明代詩人高青邱、唐代詩人韓偓、清代詩人孫子瀟的詩作，並發表了頗為精闢的評論。這些詩作，並不是尋常的通俗讀本中可以隨意翻閱到的，可見他對於漢詩文閱讀的深入和廣泛。在另一則類似筆記的短文中，他引述了唐代詩人任翻（又寫作「蕃」）遊天台山巾子峰時所題寫的詩作被人改動一個字即「一字師」的典故。任翻的原詩是：「絕頂新秋生夜涼，鶴翻松露滴衣裳。前峰月照一江水，僧在翠微開竹房。」後來有人途經此處，將第三句的「一江水」改為「半江水」，任翻知此，大為歎服，謂：「台州有人。」這一故事，典出《唐才子傳》，元代辛文房撰著。後傳入日本，日本保存了原著的十卷本（中國國內已有相當部分散佚，今日刊印的文本，均以日本本為原本）。芥川對此評論說：「此為古人作詩用心、慘淡經營的例證。」

他對《聊齋志異》的感懷比較深。芥川自己對於游離於現實與虛幻之間的神怪故事一直有濃厚的興趣，《聊齋志異》《剪燈新話》類的作品差不多也是他的枕邊讀物。但是他認為，蒲松齡寫鬼狐，絕不僅僅是供人一笑的談資，「作者蒲松齡有感於滿洲朝廷太過於骯髒不潔，便借牛鬼蛇神的奇談，來諷喻宮掖的隱微，這一點往往為本邦（日本）的讀者所忽視，頗令人遺憾。比如第二卷所載的俠女故事，實際上是一個官宦年羹堯之女暗殺雍正帝秘史的改寫本。崑崙外史的題詞『董狐豈獨人倫鑒』，不也透露出了這一類的隱喻意義麼？西班牙有戈雅的Los Caprichos，支那有留仙的聊齋志異，都是借了山精野鬼來痛斥亂臣賊子的作品，可謂是東西方的一雙白玉瓊、金櫃藏。」後來他根據《聊齋》的故事撰寫了一篇日文小說《酒蟲》，發表在1916年的《新思潮》雜誌上，據他自己說，連情節也幾乎沒有變動。其他取材於《聊齋》的小說還有《仙人》《掉腦袋的故事》。芥川根據自己閱讀的想像，展開了小說中對中國的描寫。就在到中國來之前，他又發表了根據明代瞿佑的《剪燈新話》的一部分改寫的小說《奇遇》。

芥川龍之介昔日的藏書現收藏於日本近代文學館內，專門設立「芥川龍之介文庫」，據《芥川龍之介文庫目錄》，內有漢籍共188種1177冊，其中有《元詩選》《太平廣記》《唐代叢書》《佩文韻府》《聊齋志異》等，應該相當部分都已閱讀過吧。

戈雅的Los Caprichos系列之一：The Sleep of Reason Produces Monsters 圖：Wikimedia Commons

芥川可以通過訓讀的方式直接閱讀漢文漢詩，這大概是沒有疑問的。也許是多讀漢詩文自然留下的印跡，或許是芥川的有意為之，他的文章，古雅的文句比比皆是，也使他的文章顯得凝練精緻，以致有一位他的同時代文人澀川驍，對此頗不以為然：「恐怕一定有許多人對他的才氣煥發感到驚訝。不過這驚訝也是有各種各樣的。其中一個驚訝是覺得他具有常人不可企及的漢學的素養。另一個是對他無視現代文的常識、故意表現出出人意外的奇怪的文人趣味感到驚訝。很明顯，文章中使用的深奧的文字，一般人是無法立即理解的吧。」

此外，芥川對於中國的書法和繪畫也表現出了異於常人的濃厚興趣。這恐怕也是得自於家庭的氛圍。家裡雖是尋常人家，卻也收藏了好幾幅江戶時代至明治初年的畫家的作品，還有不少陶瓷器。芥川自小浸淫在這樣的氛圍中，潛移默化，少年時代開始，就萌生了這樣的喜好。他尤其喜好南畫。所謂南畫，主要是指日本江戶時代中期興起的畫派或繪畫風格，它的源頭，卻是在中國。明代的董其昌，鑒於禪宗有南北之分，便將唐代以來的中國畫大抵分為南北兩宗。北宗一般指有宮廷氣息的院體畫和工筆畫。南畫則指在野的文人畫，以王維為嚆矢，以閒逸、放漫、個性色彩濃鬱的山水畫居多，宋代頗為興盛，至元明又達到一個較高的境界。一般認為，元四家是其佼佼者，這一脈的畫風，後來又為明代的沈周等吳地畫家所沿承。江戶時代，日本雖然鎖國，文化上仍然受到中國的強烈影響。中國的畫作，依然通過有限的貿易被帶入長崎，中國南畫的沖淡俊逸的氣韻，為不少日本人所仰慕。在江戶中期，誕生了諸如池大雅與謝蕪村這樣傑出的文人畫家。在中國畫家中，芥川尤其喜愛元四家之一的倪瓚和明末清初的惲南田。在他1919年的日錄中記述說：「今日購雲南天畫集、雲林六墨。」自中國遊歷回來後，他專門撰寫了一篇《中國的畫》，對諸種自己寓目的畫作逐一進行了行家的評論，顯出他在這一領域的不同尋常的造詣，且留待下文再說。

不過，不應忽視的一點是，也正如佐藤春夫所說的那樣，在明治末年至大正初年間（大約為1905-1915年），真正對中國文化發生興趣的日本人（自然包含文人）正在急劇減少。自1862年高杉晉作等人的「千歲丸」上海之行開始，就不斷有有關現實中國的負面文字在日本傳播，日本人對中國的目光逐漸從仰視轉為平視甚至俯視。1895年甲午一戰的結果，差不多已有90%以上的日本人對中國頗為不屑了。1905年日俄戰爭的獲勝，使得日本人的自我感覺，差不多逼近了頂點。如果說在幕府末年和明治初年成長起來的日本人，學習漢文誦讀中國史書還是一個因襲的教育節目，那麼到了明治末年，漢文的地位早就被降至洋文以下，大批的中國學子紛紛湧入不久前還沒有怎麼進入中國人視野的東瀛島國，大量日本人創製的新漢字詞語隨着留學生的返國和日本教習踏上中國各類學校的講壇而得以廣泛流播，日本的存在感在中國人的心目中已日益增大。在這樣的背景下，像芥川這樣依舊對中國文化抱有濃鬱興趣，且具有較高造詣的日本年輕人，真的是有點寥若晨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