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識港網訊】又恨怨之「恨「則在去聲，很戾之「很」則在上聲。又言辯之「辯」則在上聲，冠弁之「弁」則在去聲。又舅甥之「舅」則在上聲，故舊之「舊」則在去聲。又皓白之「皓」則在上聲，號令之「號」則在去聲。——唐．李涪《刊誤》

整體而言，漢語方言的聲調由西北向東南逐漸變多，華南地區的方言普遍擁有更加豐富的聲調，如「詩時史市試事」，廣州話雖然都讀si，但是聲調個個不同。與普通話相比，普通話的陰平、陽平、上聲各對應廣州話的一個聲調，而去聲竟然對應了廣州話裏「市試事」三個不同的聲調。

要想解決各地方言之間聲調貌似不規則的對應，得從漢語聲調的發展說開去。如果拿處於聲調發展進程中的藏語的不同方言來對比，會發現聲調比較發達的方言，如拉薩話，一般其他方面的語音會趨於簡化。譬如藏文的བཀའ་（bka’/命令）拉薩話讀/ka54/，ཀ་བ་（ka ba/柱）拉薩話讀/ka:55/，བཀག་（bkag/拒）拉薩話讀/kaʔ52/，སྒ་（sga/鞍）拉薩話讀/ka12/，བསྒར་（bsgar/插）拉薩話讀/ka:113/，འགགས་（’gags/阻）拉薩話讀/kaʔ132/。ཁང་（khang/房）、ཁངས་（khangs/填充）、གང་（gang/何）、གངས་（gangs/雪）拉薩話分別讀/kʰaŋ55/、/kʰaŋ52/、/kʰaŋ113/、/kʰaŋ132/。

和古代的藏文相比，拉薩話的聲母和韻尾都發生了非常明顯的簡化。許多古代讀音不同的聲母和韻母在當代拉薩話裏讀音趨同，卻發生了聲調分化，譬如本來聲母的清濁轉化為聲調的高低。

今天海南三亞的回輝人祖先是從越南中部逃到海南島避禍的占人。越南的占語是一種接近馬來語的語言，本來並沒有聲調。然而本無聲調的越南占語，在遷入海南三亞以後，在幾百年間竟然發展出了聲調。

這樣的聲調的出現，主要是為了代償其他方面的語音變化。如占語本來有相當複雜的韻尾系統，如-h、-k、-t等，但是這些韻尾在海南回輝語中消亡殆盡，只是產生了不同的聲調。越南占語中本來有b、d、g和p、t、k的清濁對立，b、d、g在回輝語中已經轉化成了ph、th、kh。但是原本b、d、g開頭的音節讀一個較低的聲調，和本來的高調形成對立，與拉薩話類似，這是發音機制使然：濁音會生理性地降低音高。

漢語各方言的聲調也經歷了類似的發展完善過程。目前對於聲調最早的記載出現在南北朝的梁武帝時期。雖然距今1000多年，但是彼時中國已經經歷了夏、商、周、秦、漢幾千年的漫長歲月，典籍汗牛充棟，甚至有專門描述各地方言的著作，但是並沒有人說上古各地方言聲調上像今天一樣有所不同。

這讓人頗為疑惑，難道數千年時間裏就沒有一個中國人發現自己語言中有聲調之分嗎？

這一方面是因為，上古時代聲調和現代或許大不相同。漢語的祖先並不一定有聲調，漢藏語系語音面貌比較古老的幾門語言，如古代藏文、川西的嘉戎語等語言，都沒有聲調。通過和它們進行比較研究，可以發現漢語的聲調和這些語言中的其他語音特徵，如韻尾輔音，存在一定聯繫。從原始漢藏語到現代漢語，各方言可能也像古藏文發展到拉薩話一樣，經歷了聲調由少到多逐漸發展完善的過程。假如上古漢語還不具備聲調，古人自然也就不會「發現」聲調了。

另一方面是因為，在聲調產生之後，發現聲調仍然需要時間。可以想一下，普通話有多少個聲母、韻母、聲調？今天我們不用費多少力就能知道聲母有23個，韻母有39個，聲調有4個。但是我們是怎麼知道的呢？大部分人是通過查字典知道的，編寫字典的語言學家早已給我們做好了總結。然而事實上，總結一種語言的語音系統並不是一件容易的差事，哪怕到了今天也是有相當難度的，如果不信的話，不妨試著總結一下自己的方言有多少個聲母、韻母和聲調？這樣的分析仍然需要一定的語言學知識。

南北朝聲調的發現可能和受到古印度聲明學的啟發有關。與古代中國不同，古代印度雖然也是一個文明古國，卻沒有中國一般深厚的書面典籍傳統。古印度並不缺乏典籍，《吠陀經》差不多是世界已知最早的作品之一。但是和中國人篤信好記性不如爛筆頭，喜歡把東西都寫下來不同，印度人的典籍的傳承，則採取了更加原始、古老的方法—背。

印度的經書和史詩動輒幾萬行甚至幾十萬行，要想背下來絕非易事。首先得要尋找合適的人選，論死記硬背，幼童比成人更加擅長，因此八歲左右的男童是最優人選。同時在指導他背誦過程中，還需要大量輔助記憶的技巧和手段，確保等他成年以後，能夠成為一台優秀的人肉錄音機，並能完整傳承到下一代。

古代印度極端重視口語傳承，又因為印度流行的各類宗教都盛行唸誦咒語，咒語是否能奏效，是否有足夠威力，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唸咒時語音是否準確；因此古印度對語言的研究遠遠領先於古代中國，還誕生了一門專門的科學—聲明學。

東漢以來，佛教傳入中國，到了南北朝時期佛教大盛。由於佛教源自印度，在宗教教義之外，印度文明的其他成果也以佛教為介質一並被中華文明吸收，其中聲明學就是重要的一部分。在印度聲明學傳入之後，中國人吸收了其中的研究成果，反切注音法出現。反切法需要比較切字與被切字的聲調，此時漢語的聲調已經產生，發現聲調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了。

嚴格來說，梵語並沒有類似漢語這般的聲調。梵語的所謂聲調並不是在一個音節之內的高低起伏變化，而是一個詞當中各音節會有高低之分，後來這種「聲調「演變成了重音系統。這和漢語的聲調截然不同，漢語的聲調不但每個音節有高低變化，而且在一個音節內音高也會有高低起伏。因此聲調的發現和總結仍然是中國古人的一大成果。這在當時可能是一個相當前沿的發現，甚至驚動了皇帝。

南北朝時期，梁朝沈約著《四聲譜》，正式提出了漢語有四個聲調。此時梁武帝不懂「四聲」這個概念到底是怎麼回事，因此就問臣下周舍：「何謂四聲？」此時聲調作為最新科研成果還少有人能夠理解。周舍反應極其迅速，他回答，四聲就是「天子聖哲」。梁武帝對聲調的興趣轉瞬即逝。儘管周舍逮著機會拍了馬屁，但是梁武帝後來對這個大發現並不關心。

巧合的是，「天子聖哲」四個字在今天的普通話中恰恰也分屬四個聲調。但是「天子聖哲」四個字分別是第1聲、第3聲、第4聲和第2聲，出現了較為奇特的顛倒現象。如果要看北方話裏面的其他方言，那麼「哲」的問題就更大了，它在關中河南讀陰平調。事實上，「哲」正是屬於那類會搗亂的字，在川南、寧淮、山西都讀獨立的「第5聲」。

其實「天子聖哲」並沒有發生順序顛倒的情況，這四個字分別是平聲、上聲、去聲和入聲，這四個聲調也是中古時代聲調的默認順序。在當今大部分北方話裏面入聲派入了其他聲調，但是不同的北方方言派入的聲調不同，這才造成了北方規律聲調對應中的那些例外情況。

不幸的是，相比我們對古代漢語聲母和韻母的瞭解，我們對這個時代的古漢語平、上、去三聲到底應該怎麼讀並無扎實的證據。這是可以理解的，發明準確描述音高的工具和術語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們比較確定的是，就算在南北朝後期，各地方言的聲調也和今天一樣並不完全一致，當時的人已經可以從聲調怎麼讀來判斷一個人的來歷了。隋朝成書的《切韻》的序言中就提到「梁益則平聲似去」。此時漢中盆地和四川盆地說話時的平聲，在中原地區的人聽起來頗為接近去聲，顯然兩地聲調具體的調值是有較為明顯的不同的。

今天漢語方言的聲調格局都是由古代的四聲演變過來的。不管聲調是多是少，其源頭都是平、上、去、入四聲，因此漢語各方言的聲調也以平、上、去、入四聲為命名的基礎。而「陰陽「則是唐朝以來聲調根據清濁分裂以後產生的。

我們可以從反切中看出，普通話的陰平和陽平在中古早期其實被古人認為是一個聲調。中國古代對字的注音長期採用的反切法是將一個字的讀音用另兩個字標注，用來注音的兩個字，第一個字和被注音字的聲母相同，第二個字與被注音字的韻母及聲調相同。一個字的讀音會被「切開」，故名反切。

在《廣韻》中，給「東」的注音是「德紅切」。在今天，幾乎所有方言中，「德」的聲母和「東」的聲母仍然是一致的，「東」的韻母和「紅」的韻母也是一致的，完美符合反切定義。然而「東」的聲調和「紅」的聲調在大多數方言中都並不一樣。

在普通話中，「東」屬於第1聲，「紅」則屬於第2聲。如果按照普通話來硬切，「東」的讀音用拼音標注就成了dóng，這顯然並不符合事實。

難道古人搞錯了？並非如此，在反切出現的時候，「東」和「紅」的聲調確實是一致的，它們都屬於平聲字。實際上，今天普通話的聲調，第1聲叫「陰平」，第2聲叫「陽平」，兩個聲調的名字正能體現它們之間的深厚淵源。

問題其實出在了「紅」的聲母上。「紅」在中古時代的聲母是「匣」母，這是一個濁音聲母。濁音對音節的音高有生理性的壓低作用，因此本來一個聲調根據聲母是清是濁就逐漸分化成了兩個聲調。這種分化在聲調語言中非常普遍，前面說的拉薩話、回輝話以及壯語、泰語等語言都發生了類似的聲母清濁引發的調類分化。這樣漢語的聲調就由平、上、去、入四聲，一下裂變為陰平、陽平、陰上、陽上、陰去、陽去、陰入、陽入。

這時漢語可以說已經是一門四聲八調的語言了。不過在濁音聲母還讀濁音的時候，陰陽聲調之分只是個羨餘特徵。但是正如你已經知道的那樣，在絕大部分漢語方言中，濁音聲母都發生了清化，與清音聲母就此合併。當聲母上的區別完全消失後，曾經的清濁之分就只能完全轉嫁到聲調上了，本來只是伴隨聲母清濁的陰陽調之分就成了具有區分作用的聲調區別。失去了聲母清濁的制約以後，四聲裏的陰陽兩類也不一定再遵循平行關係。

在平、上、去、入四聲裏，中古時代入聲比較特殊，因為它不僅僅是個單純的聲調，整個音節的結構也和其他三聲有明顯的不同。我們可以暫且把入聲放在一邊，只關心平、上、去三個聲調，以及它們分化而成的陰平、陽平、陰上、陽上、陰去、陽去六個聲調。

今天的大部分漢語方言都發生過聲調上的合併，但是在南方的一些方言中，這六個聲調依然較為完好地保存了下來。如廣州話的「詩時史市試事「就分別是陰平（53）、陽平（21）、陰上（35）、陽上（13）、陰去（33）、陽去（22）調。廣州話不但相當完整地保留了中古的聲調系統，同聲的陰陽調之間甚至還基本保持了平行的關係，這類方言在今天的華夏大地已經非常少見了。除了廣州話之外，廣東潮汕地區，浙江的溫州、紹興，江蘇的宜興、溧陽，以及蘇州、無錫、常州的部分郊區方言是所剩不多維持原狀的方言。

在中國域外，深受漢語影響的越南語也完整保留了這樣的聲調系統。越南語的聲調和漢語的聲調在中古時代幾乎是平行演變，也和漢語一樣構成了四聲八調的格局。中古時代以後的越南語聲調則相對穩定，特別是讀漢字時也仍然是四聲八調，並未發生漢語很多方言中後來出現的聲調歸併，但在某些現代方言，如其最大城市胡志明市的方言中，聲調也有了合併的現象。

廣州話刨除入聲還有六個聲調，今天大部分的北方方言是四個聲調，也就是說比廣州話少了兩個。通過和廣州話的聲調相比，不難發現問題是出在「去聲」上，即北方話的去聲對應廣州話的陽上、陰去、陽去三個聲調。

首先需要關注的是陽上調。事實上，四聲命名時，「平、上、去、入」四個字恰好也都屬於各自代表的聲調。然而今天，不需要多深厚的語言學知識大概就能看出，「上、去」兩個聲調的代表字在普通話裏都屬於去聲。這是因為在中國大部分方言裏，古代的陽上和陽去發生了合併。

陽上併入陽去早在唐朝就有端倪。晚唐李涪曾經轉寫了《刊誤》，他認為當時最權威的韻書—由隋朝陸法言編纂的《切韻》其實是吳音，所以非常「乖舛」。李涪甚至開了一個非常大的地圖炮，他說：「夫吳民之言，如病瘖風而噤，每啟其口，則語淚喎吶。隨聲下筆，竟不自悟。」大致意思是，江南吳人說話就像張不開嘴、說不出話一樣。陸法言根據吳語撰寫《切韻》竟然沒有絲毫覺悟自己是在寫歪音。

李涪指出《切韻》裏把「很辯舅皓」歸入上聲，「恨弁舊號」歸入去聲是根據吳音強生分別。這其實是個天大的誤會。李涪覺得《切韻》是吳音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陸法言的姓氏，然而陸法言雖然姓陸，但是這個陸姓和江南的大姓陸氏其實沒有半點關係。陸法言的祖上是鮮卑步六孤氏，隨北魏孝文帝改漢姓為陸。他是個地地道道的北方人，不是南方人，更談不上把「吳音」編進書裏了。李涪指出的《切韻》中的上去錯誤，其實是從陸法言生活的時代到他生活的時代，三百年間北方話發生了濁上歸入去聲的音變，但是江南地區語音更加保守，濁上仍然讀上聲。李涪並沒有語音會隨著時代發展變化的意識，所以主要生活在長安並推崇洛陽音的李涪，就誤會幾百年前的《切韻》音是吳地作者的吳音了。

對漢語聲調的這一變化，日本人留下了相當有意思的記錄。日語是沒有聲調的語言，因此日本人學習漢語時需要花費一定精力學習聲調，有個學習漢語的日本人就留下了中古時代極其少見的對調子的詳細描寫。這個重要的描述來自9世紀的日本僧人安然，他在《悉曇藏》中記錄了當時日本所傳的漢語聲調：

我日本國元傳二音。表則平聲直低，有輕有重；上聲直昂，有輕無重；去聲稍引，無輕無重；入聲徑止，無內無外；平中怒聲，與重無別；上中重音，與去不分。

金則聲勢低昂與表不殊，但以上聲之重稍似相合，平聲輕重始重終輕呼之為異；唇舌之間，亦有差升。

承和之末，正法師來。初習洛陽，中聽太原，終學長安，聲勢太奇。四聲之中，各有輕重。平有輕重，輕亦輕重，輕之重者金怒聲也；上有輕重，輕似相合金聲平輕、上輕，始平終上呼之；重似金聲上重，不突呼之；去有輕重，重長輕短；入有輕重，重低輕昂。

元慶之初，聰法師來。久住長安，委搜進士，亦遊南北，熟知風音。四聲皆有輕重著力。平入輕重，同正和上；上聲之輕，似正和上上聲之重；上聲之重，似正和上平輕之重；平輕之重，金怒聲也，但呼著力為今別也。去之輕重，似自上重，但以角引為去聲也。音響之終，妙有輕重，直止為輕，稍昂為重。此中著力，亦怒聲也。

略顯遺憾的是，安然和尚的描寫並不是那麼好懂，有些語句甚至接近於玄學，不過大體上可以看出，安然描寫了當時日本四種流行的漢語聲調系統。安然是日本歷史上重要的佛教僧人，年輕時也曾一度欲往唐朝留學，甚至已經獲得政府批准，不知何故沒能成行。此後安然遍訪日本各名僧，傳得在唐朝留學過的著名的圓仁、圓珍、空海等高僧之法脈，對日本各處所傳漢語讀音甚為瞭解。

安然和尚的描述中把日本所傳聲調一共分為四脈，即表、金、正、聰。其中「表」可能是袁晉卿之「袁」的誤寫。袁晉卿是公元735年東渡日本的唐人，抵達日本以後在日本擔任傳授漢語正音的「音博士」。「金」則可能是新羅人。「正」「聰」二人都是日本法師，正法師是惟正，838年隨圓仁赴唐，九年後歸國；聰法師則是智聰，跟隨圓珍赴唐，853年從福州上岸，877年回到日本。聰法師回國所傳的聲調一定迅速對安然產生了影響，因為僅僅三年後的880年，安然就撰寫了《悉曇藏》，其中還提到了聰法師。

雖然安然所用的術語頗為複雜，但是大體可以看出，所謂「輕重」就是對應的陰陽調。四人所傳的漢語聲調系統略有不同。「表」的聲調系統中非常明確，「上中重音，與去不分」，陽上已經合併進入去聲。其他幾位所傳的聲調系統中，雖然「上重」可能與其他聲調有所接近，但都未與去聲合併。「表」雖然到日本時間比較早，聲調體系卻變化相對較快。

如果「表」確實是日本音博士袁晉卿的話，那他所傳的漢語無疑是北方話演變的先聲。時代比他稍晚的大詩人白居易的《琵琶行》裏面，出現了「住、部、妒、數、污、度、故、婦、去」押韻的文段。其中「部」「婦」二字在《切韻》中都是上聲。白居易幼年生活在河南新鄭、滎陽一帶，成年後長期在長安與洛陽活動，是不折不扣的中原人士。他的押韻習慣說明此時中原濁上歸去已經頗為普遍。

宋朝以來，北方絕大部分地區的陽上和去聲都混而不分，所以從中古到現代普通話的聲調變化還剩下一個問題，那就是北方話是否曾經區分陰陽去。如果認為安然和尚的記錄完全正確的話，那麼「表」的發音中，去聲並沒有分化出陰陽兩個調，加上濁上歸去，刨除入聲，「表」的聲調體系和現代北方話已經基本一致。

表面來看，既然「表」去聲不分陰陽，現代北方方言去聲也不分陰陽，似乎可以認為中古北方話聲母清濁導致的陰陽分調對去聲沒有產生足夠的作用。元朝以來北方地區的韻書中去聲也確實不像南方很多方言一樣分為陰去和陽去，但在山西東南部以及河北部分地區，仍然存在區分陰去和陽去的痕跡。如山西長治的老年人說話能分陰去、陽去，「凍「讀/toŋ44/，「動「讀/toŋ53/。河北昌黎、無極地區，天津寧河以及山東煙台下屬部分區縣，陰去、陽去也沒有完全合併。河北保定一帶的方言雖然單獨唸字不分陰陽去，但是如果是兩個字連一起，後字讀輕聲，前面的字如果是去聲，陰陽去的讀法就會不一樣，「凍著」和「動著」的讀音就會有所區別。甚至北京人說話經常把「在」讀成第3聲，可能也是北京話歷史上的陽去的痕跡。

南方的官話曾經分陰陽去就更加明顯了。1893年香港出版了一本法國傳教士編寫的四川話字典《華西官話漢法詞典》（Dictionnaire Chinois-Français de la Langue Mandarine Parlée dans l’Ouest de la Chine），記錄的是四川地區的方言。作者沒有署名，不過號稱是在四川生活多年的傳教士與本地傳教士合作編寫。這本書雖然是19世紀末出版的，但是法國背景的巴黎外方傳教會早在17世紀末就開始在四川活動，因此可能繼承了一些更老的拼寫。

這本書本身對四川話聲調的描寫是分陰平、陽平、上聲、去聲、入聲五個聲調。但是書裏提到其他作者可能會把上、去、入三聲也各分陰陽，其中上聲、入聲的陰陽區分是比較困難的，而書中第4調（去聲）的一些詞稍加注意還是比較容易區分的。書中宣稱，如果找一個發音清楚的中國人，陰陽去之間的區別還是比較明顯的。書中把陰調稱作ton haut（高調），陽調稱為ton bas（低調），例詞則包括富/父、四/事、半/辦、貴/跪、恕/樹。可以看出在字典實際編寫時，四川話的陰去和陽去正在合併進程中，有人分、有人不分，因此字典正文標音時並不區分陰陽去，只是提了一句有人能分。

當然，值得注意的是，就算陰陽去已經合併，當時的四川話聲調還是比今天的成都話多一個，這個第5調就是入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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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腔北調：方言裡的中國》

作者：鄭子寧

出版社：香港三聯

出版日期：2023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