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識港網訊】查良鏞（1924.3.10-2018.10.30），浙江海寧人，著名武俠小說家、報人、社會活動家。1948年移居香港。自1950年代起，其以筆名「金庸」創作多部膾炙人口的武俠小說，包括《射鵰英雄傳》、《神鵰俠侶》、《倚天屠龍記》、《天龍八部》、《笑傲江湖》、《鹿鼎記》等，並被屢次改編為電視劇、電影，對華語影視文化貢獻巨大。早年於香港創辦《明報》系列報刊，1980年代開始涉足政界，曾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

今天（2024年3月10日）是金庸先生百年誕辰，香港資深出版人陳萬雄特書文章〈我所認識的查良鏞先生〉（原刊於香港三聯書店《讀書雜誌》），以表紀念。

一

今年是查良鏞先生百歲誕辰，雜誌主編知我與查先生有舊，邀我撰文以茲紀念。查先生名聞天下，一生功業成就多方，生前死後研究、紀述、追懷他的文字不知凡幾，一代人物，實至名歸！查先生是我景仰的長輩與文化新聞出版界的前輩。筆者自小便是金庸武俠小說迷，中學時代，不論報章的連載還是單行本，沉迷多年。大學之後，則喜歡閱讀他的社論，不用看署名也知哪篇是出自他手。60、70年代，好幾份報章的社論頗具個人風格，查先生寫的社論就是其中之一。

查先生是小說家、政論家、新聞出版家，也是相當活躍的政治和社會活動家，有多方面的成就。名滿天下，難免有毀有譽，這是很自然的。各人認識不同，觀點不同，心機不同，於是才有「眾說紛紜」這句話。譬如，我曾聽過訾言，說查先生很懂做生意，言下之意就是說他很「孤寒」，很刻薄。人們總認為文化人是陽春白雪的，做生意就是庸俗，做生意而懂得計算更成了「刻薄」。我算是做學術研究與文化人而從事企業經營的過來人，深知從事文化企業的艱難，想為查先生說句公道話。從事文化經營本就困難，在香港經營文化尤其艱難。查先生是私辦報、辦刊物和辦出版社，如不精打細算，怎能維持幾十年？反躬自問，教育界、文化界，何曾對自己的薪水和其他報酬，少計較的？！

從旁觀察，查先生不管從事哪方面的工作，做哪方面的功業，都是真心誠意的，不在乎虛譽浮名。於我，查先生最讓人感動的，是他一生熱愛國家民族。對中國歷史文化，尤其滿腔熱誠，一生孜孜不倦，一以貫之，努力學習與鑽研，身及履及，不管世情幻變，從未對中國文化失去信心，並為之貢獻一生，山高水長。

筆者對查先生一生的各方面功業，只屬耳聞目睹，未作深入研究，認識有限。承他不棄，面識之後有過往來，也以後輩朋友相待，卻攀不上有密切的交情。為此，只能從個人與他親炙的瑣事，發為這篇小文，作為對一代人物長者的懷念。如能有助大家增加對查先生的認識，乃意想之外了。

《讀書雜誌》（第十期）內頁

二

具體是甚麼時候面識查先生的，真記不起了，相信是任職香港商務印書館之後。比較留下印象的，乃上世紀80年代中期，香港商務印書館在銅鑼灣怡和街的「商務圖書中心」設有一個展覽廳，常辦些文化活動和專題藝術品展銷。香港當時舉辦文化與專題藝術品展銷的活動和場地並不多，銅鑼灣「圖書中心」得市區旺地之地利，所舉辦的文化活動和各類具地域色彩的藝術品展銷，頗具新猷，所以甚受讀者的青睞。其間，查先生時常一個人翩然而至，多在活動開幕後不久，或許是為避開人流和應酬。每次到來，都觀賞得很認真。清楚記得，在「蔡元培和張元濟紀念展」、「山東版畫展」、「天津泥人張雕塑展」等展會上，都碰上過他。身為主人，自當趨前寒暄並作介紹。或許這就是我面識查先生之始。其時查先生正當盛年，事業火紅，日理萬機，竟然會留意到一個書店展覽廳的活動並蒞臨觀賞，着實叫人有些意外。查先生喜歡選購一些傳統的民間藝術品，他時會大破慳囊，且一購就是好幾件，看來他是喜歡購藏各種民間藝術品的。

90年代我開始主持香港商務印書館，後來任職聯合出版集團，又長期擔任業界多個社團的公職，接觸各界各色人物自然多了。查先生是香港街知巷聞的著名作家和文化人，又是新聞出版界的聞人，跟查先生的來往多了，也熟悉起來。自此商務印書館、集團與業界社團舉辦的一些重要活動，時常邀請得查先生作為主持和嘉賓。商務也好，集團也好，業界社團也好，自會考慮到查先生的地位與繁忙，所以邀請他蒞臨出席的，都是比較重要的活動。查先生雖謂也屬香港新聞出版界中人，但事功和身份遠軼於此。可貴的是，他對出版界的社團活動很是支持，尤其是一些具紀念性與偏重文化的活動，多會慨允出席。對出版界來說，對他的出席自是感到榮幸和感激的。出版業在香港社會，是不太受重視的行業，遠比不上內地和台灣的地位。官方也好，教育文化界也好，社會大眾也好，動輒以「出版商」稱之，可見對這個行業的專業地位，及其對國家和社會在文化、教育上所產生的作用還遠未有深刻認識。

在我主持香港商務印書館期間，一些大型、重要的文化活動與紀念活動，大都能邀請到查先生作主持或蒞臨為嘉賓的。從留下的照片看，商務的成立週年紀念酒會；「敦煌之夜晚會」、「《中國文明傳真圖錄》發佈會」、「《漢語大辭典》光碟發佈會」等等，查先生都是嘉賓。查先生如此厚愛商務，除了有私人交往的情面外，也出於他對商務印書館的眷顧。相信這是緣於他對歷史文化的認識，對商務印書館在近代中國學術文化上地位的了解，是出於一位讀書人對商務歷史的尊重。

有了上述活動交往的印象，不少人以為我跟查先生私交甚篤而時有所託，實在是大誤會。查先生私下與我交往和酬酢很少，到他的辦公室拜候也不過三幾回而已。與他的聯繫，全因公事。我也掌握分寸，總是先透過他的秘書作為先容，以盡量少打擾為原則。2008年我在香港天地圖書出版公司出版了個人第一本雜文的結集《讀人與讀世》，在新書發佈會上，查先生竟親臨捧場，令我備感意外而感動。雖然是後輩，無論面談還是書信往來，查先生總以朋友相待，客氣得很。自從相識後，查先生知道我唸的是歷史，尤其知我一直留意內地的考古發現和研究，也時常託我在香港或內地購買一些有關考古研究的著作。查先生晚年寢瞶於考古研究著作的閱讀，因此，有時在內地出差，見到考古研究的新著或相信查先生會有興趣讀的歷史著作，會購複本，回港送他。

《讀書雜誌》（第十期）內頁

三

日前翻查早年殘留的中學日記，竟發現其中有閱讀金庸先生武俠小說的一則記載，並對他的武俠小說有所評論。雖然淺薄，但亦可見當年顯然真是他的小說迷。

武俠小說，為家長者多畏之如蛇蝎，以其貽禍子弟，荒廢學業。

為學生者鮮有不趨之若鶩，陶醉沉迷。今日看了三冊《倚天屠龍記》險些不能自禁。在《明報》上幾篇武俠小說，追之不捨，尤以金庸著述更感興趣。其為文流暢，文字典雅可愛，情節能放能收，無一般武俠小說家的能放而不收，……而單調的弊端，其操縱自如，用心安排而不留痕跡。更可愛者，能喻政諷治，寄於篇中，言之有物，弦外有音，更令人心領神會。有時明知情節瞎說八道的胡謅，但不覺其荒謬之處。故為武俠小說之泰斗，不為第二人想。

筆者記有評論金庸武俠小說的日記手稿

金庸被譽為「新武俠小說」的創始者，乃將武俠小說之由俗文學而提升到小說文學者。關於他的武俠小說，研究討論的多矣，本人不敢置喙。可能是研讀歷史的緣故，我個人最關注是貫穿金庸武俠小說體系的一大特色：每部小說都設定在一個歷史時代，敷以厚重的歷史內容，甚至把真實的歷史人物嵌入小說中。在港、台同期武俠小說諸名家中，金庸武俠小說的這個特點最為鮮明，也說明他最能承傳明清以來傳統小說的特色，如《東周列國志》、《說唐》、《七俠五義》、《薛仁貴征西》、《火燒紅蓮寺》等。其不同之處在於，前代歷史小說，多以真實歷史人物為主角，而金庸武俠小說的男女主角大都是虛構的。不說前代坊間的流行小說，被譽為中國四大古典小說的《水滸傳》、《紅樓夢》、《西遊記》都有或深或淺的歷史背景，更不用說被清朝著名史學家趙翼評論為「七分真實、三分虛構」的《三國演義》了，金庸武俠小說這種緊扣歷史背景的特色，是否查先生着意而為之，這要請教於金庸及其小說研究的專家了。但是，不管有意還是無意，很可肯定的是，這與查先生對中國歷史文化有深厚的修養與興趣有關。扯開說，對已屆高齡、久負盛名的查先生竟決心攻讀英國牛津大學博士學位一事，世人多有所惑，或多所忖測。這裡試作解人。

博士頭銜對查先生算不甚麼，也不會影響查先生的文化地位與成就。揆之他一生鍾情於中國歷史文化，晚年既從事功中擺脫出來一閒身，老當益壯，不墜學習研究的志趣，相信此乃他攻讀博士學位的最大動機。這與他晚年潛心於中國考古學的研讀，並無二致。說查先生邃於中國歷史文化並非虛美之詞，這在他充滿歷史感和歷史意識的政論文章中，昭然可見，他的武俠小說更是反映他在歷史文化上的學養。說到底，查先生本質是一介書生，正如他自云其讀書心得：「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讀書之對於我，那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他之所以是一位出類拔萃的書生，乃因為有出色的書生事業。以下試舉二例為證。

上世紀90年代中期，為策劃出版圖錄叢刊《中國地域文化大系》之《草原文化卷》，兩年多的時間，馳走於萬里內蒙古草原和森林，也讀遍了中外有關草原歷史文化的著作。筆者驚奇地發現，金庸先生的《射雕英雄傳》和《神雕俠侶》，除了郭靖、黃蓉、楊過、小龍女等主人公是虛構人物外，小說出現的不少人物都是歷史上真有其人的。故事情節固多虛構，但出現的歷史大背景和大事件、所描寫的歷史人物，卻相當符合歷史事實。小說中實有歷史人物如成吉思汗、拖雷等的對白，當然是作者所添造的，但說話的態度、口吻、分寸都非常貼合歷史人物的真實。查先生如對蒙古歷史沒有深入的研究和瞭解，何能臻此。看來查先生撰寫的武俠小說，頗得太史公司馬遷在《史記》中描寫人物的三昧。

90年代初，筆者曾到雲南大理旅行。當時大理剛開放旅行不久，社會經濟尚未發展，山川民俗原始風味仍然濃厚。一轉悠，令我驚奇的是，及目所見，無論洱海蒼山、田園風土、白族風情、大理古城、鼎峙的崇聖白塔……皆一如金庸先生《天龍八部》中所描寫和刻劃的。回港後在一次聚會上，我便問起坐在旁邊的查先生是甚麼時候到過大理的。所以有此一問，是對在寫成《天龍八部》前，他會在甚麼時候去過大理感到好奇。查先生回答說：「我至今未曾去過大理。」這樣的回答，更讓我驚奇。我跟他說，在大理所見景貌風情，跟他在《天龍八部》中所描寫的，幾乎一模一樣，如未親臨其地，文字刻描如斯真實細緻，有點不可思議。他說，在撰寫《天龍八部》之前以至撰寫期間，他讀了大量關於大理的歷史著作與大理的方志、雜著和筆記。經他這一說，我全明白了。歷史著作少及風土人情、草木魚蟲等細節，只有方志、筆記和各種雜著，才有所記載。由此可見查先生讀書之多、讀書之博雜、用功之勤了。不僅是歷史背景和歷史人物，金庸小說中常說及不少關於儒道佛典籍以至各種雜說，相信他都曾讀過，了解其中內容義理，而在小說中予以活學活用，經他的生花妙筆的創作，而另成妙說而已。

查先生固邃深於中國歷史文化，而我更欽佩他的史識。金庸的十多部小說，都牽涉到中國歷史上的一大課題：漢族與少數民族、中原與邊塞。對近代史家來說，這是極其棘手的歷史課題。金庸武俠小說富溢少數民族情調、邊疆風情，讀者印象深刻。幾十年前，少數民族歷史文化的研究和著作並不多，加上內地旅行的限制，交通不發達，資料匱乏，要描寫好邊疆景貌、少數民族風情，是不容易的。即使解放後，在21世紀之前，學者仍自覺不自覺、或多或少地囿於傳統的歷史觀念：以黃河和長江中下游漢族歷史為中心去闡釋中國歷史。除個別學者外，尚未形成一個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國土的大視角，從中華文化和中華民族的角度，去研究和學習中國的大歷史。這種根深蒂固的傳統歷史觀之得以打破，本人以為三位學者的論著居功至偉。

首先是1961年翦伯贊先生發表的《內蒙訪古》。雖然這只是一篇歷史遊記，卻能一新視野，從幾千年大歷史的角度去闡釋中國歷史文化和民族的發展，是振聾發聵的大手筆。他揭示了蒙古高原的呼倫貝爾草原是中國歷史上的另一個「帝王州」；草原東北的大興安嶺，則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後花園」。該文一下子打通了中原與草原、遊牧與農耕文明互動與融合的中國歷史發展的軌跡。其次是費孝通先生在1988年發表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格局》，此文對中國民族和文化的歷史發展特色，提出「一體多元」的新說，紮實而圓通。再是考古大家蘇秉琦先生提出的「中國文明起源的滿天星斗」說，中國文明的起源不再侷限於中原為中心，而是以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為腹地。三說湊泊，自此開啟了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國土大視角、以中華民族和文化為對象的中國歷史文化的研究趨勢。

本人得益於三位大師的啟牖，再得以接觸全國考古和文博界，遍遊神州大地的實觀，從文獻研究的歷史中跳將出來，首著先鞭而從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國土與中華民族和文化的視野，再結合文獻和考古的研究成果，策劃了一連串關於中國文明史題材的出版選題。如果從以上回顧以大歷史視野去關注中國歷史文化和民族的，查先生雖然是武俠小說家，並早在其武俠小說的作品中，已然着眼於漢族與少數民族，邊疆與中原關係的描寫。這反映他對中國歷史文化和民族問題有過人的識見。後來我們出版了一套彩色「中華文明系列小叢書」，其中《發現草原》一冊，同時收納了翦伯贊《內蒙訪古》和查先生的《成吉思汗的家族》兩篇文章，理由也在此。

查先生所以特別着眼於歷代漢族與少數民族、中原與邊疆在歷史上的衝突與交往，是否受過清朝康雍乾三朝江南文字獄的影響？尤其受雍正時其本家先祖查嗣庭飽受文字獄案之禍的影響？但不管如何，查先生早早認識到這個課題在中國歷史文化上的重要性，並筆之於他的小說，不能不讓人佩服。他透過小說中地域的串聯，主人公的異族愛情與友情的糾纏，而予以文學式的表達，用心是不簡單的。2007年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成立八十週年，邀請查先生作了一次題為「中國歷史的發展」的演講，講的不是他的武俠小說，不是他的新聞出版事業，甚至不是時論，而是中國歷史文化，相信也是基於他在歷史文化修養和識見。

最後，再說一件與查先生交往中至今感到抱歉、錯過無可補救的出版合作計劃。

自從策劃出版了《中國地域文化大系》與《中國文明傳真》，商務印書館手頭積聚了一批中國各地景貌、歷史名勝遺址、各種文物的圖片。而《中國文明傳真》的出版也曾得到查先生的讚賞，遂興起一個念頭，向查先生提議，以他的幾套小說內容所涉及的歷史、地理、風光、歷史名勝和遺址、文物以至風土民俗的照片，編成一冊或二冊大型圖錄出版。目的是透過風行的金庸武俠小說，借之以弘揚中國歷史文化；反過來也透過圖錄，以增加讀者對金庸小說所涉及的歷史文化有實感的認識；相得益彰。對如此的出版構想，查先生是贊成並表示願意合作的。可惜在洽談的過程中，意見有些分歧。查先生希望每部小說能獨立成圖錄，也就是十部小說出版十冊圖錄。這樣的出版規模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市場風險也大，我們很是猶豫。在與查先生洽談找出合適方案的過程中，香港商務印書館跟北京故宮博物院談成了《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六十卷、與敦煌研究院談定了《敦煌石窟全集》三十卷的出版。這近百冊的圖錄出版計劃，不要說財力，連人力也已超出負荷，因而對查先生十本小說圖錄實更加無法應付，終致這項出版計劃被擱置下來。出版合作雖然擱置，查先生卻仍一如過往，對我們很客氣，對我仍視為後輩朋友，也慷慨讓我們轉載他的作品，君子量大，令人欽佩。直到現在，我仍以為這個出版構思很有出版和文化意義。此事未成，對查先生感到抱歉，也為自己的出版生涯留下了一個遺憾！

哲人其萎，山高水長！謹以此小文寄託對查先生的感懷。

（本文作者：陳萬雄，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畢業，後獲香港大學博士學位，香港科技大學頒授榮譽大學院士。太平紳士，香港著名出版人，香港聯合出版集團前總裁。致力於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著有《五四新文化的源流》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