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識港網訊】“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是習近平總書記親自謀劃、親自部署、親自推動的重大戰略決策，賦予了深圳在新時代的新定位、新使命，為新時代深圳發展指明了前進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註入了強大動力。”在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之際，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原副主任楊偉民在接受深圳特區報駐京記者采訪時表示，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深圳要實現新定位、履行新使命，要發揮改革先鋒作用，進一步深化市場化改革，創造新的體制優勢，繼續走在前列，為全國作出示範。

一、深圳創造了經濟快速發展和超大型城市快速崛起的奇跡

“40年前，黨中央作出興辦深圳經濟特區的重大決策，這是同1978年我國作出實行改革開放相配套的政策。深圳是我國改革開放的先行者、探路者。”回望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年來取得的非凡成就，楊偉民高度評價說，40年的實踐充分證明，黨中央興辦深圳經濟特區的重大決策是完全正確的。深圳從40年前的一個邊陲農業縣，變成了如今經濟快速發展，充滿活力、動力和創新力的國際化大都市，創造了經濟快速發展和超大型城市快速崛起的奇跡，為全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積累了寶貴經驗，作出了先行探索。

楊偉民曾長期擔任國家發展改革委、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領導工作，參與主持制定了大量規劃政策，包括經濟特區有關戰略決策，見證了深圳改革開放事業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談起40年來深圳改革開放的經驗，他如數家珍：

一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解放思想是我國改革開放的出發點，也是深圳改革開放取得突破的首要思想方法。深圳在思想解放方面一直走在前面，每一次思想解放都是深圳加快改革、擴大開放的新起點。

二是遵循市場經濟一般規律。中國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經歷了一個逐步探索、統一思想的過程，直到1992年鄧小平同誌到深圳視察發表重要的南方談話之後，我國才確立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方向。實際上，深圳經濟特區在建立之初，就是按照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運行的，是讓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發展起來的。深圳之所以在經濟發展方面走在了全國前列，主要是改革開放走在了全國前列。

三是堅持用實踐來檢驗改革成效。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鄧小平在1992年南方談話中明確提出“三個有利於”的標準，即判別我國改革開放得失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把是否促進經濟社會發展、是否給人民群眾帶來實實在在的獲得感，作為改革成效的評價標準。

深圳改革開放的舉措務實高效，不在於出臺了多少改革文件，關鍵是有力調動了市場主體的創造性、積極性，按照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結果導向來看，深圳的改革是符合實踐標準的。

四是促進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深圳是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建立的，民營經濟成為經濟發展的主力軍，改革的主要任務是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2020年，深圳擁有8家世界500強企業，僅次於北京、上海，但世界500強中的民營企業數量，深圳是全國第一。

五是發揮基層改革的首創精神。改革既要加強頂層設計，把握大方向，也要發揮基層的創新精神。深圳的改革不等不靠，不是等著下發文件才行動，而是主動探索，積極作為。深圳對基層的創新，企業的創新，對各地各類人員進入深圳，一直秉持包容的態度。

六是堅持以開放促改革。深圳經濟特區創立之初，主要是作為我國對外開放的一個“窗口”，開始主要是做“三來一補”。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以及我國不斷擴大開放，深圳主動擁抱世界，主動融入經濟全球化大潮，從外資外貿為主的開放，轉向規則制度型開放，並通過這種高水平開放，帶動和促進自身的改革。

二、進一步深化市場化改革創造新的體制優勢

楊偉民表示，《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和《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意見》發布以來，深圳時刻牢記習近平總書記殷殷囑托，堅定扛起先行示範的歷史重任，面對今年突如其來的疫情，深圳沒有放慢大灣區和先行示範區建設的步伐，而是以先行示範區建設為總牽引，搶抓“雙區驅動”重大歷史機遇，充分釋放“雙區驅動”效應，為統籌推進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深圳樣本。

他強調，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深圳要實現新定位、履行新使命，首先要發揮改革先鋒作用，進一步深化市場化改革，利用好綜合授權改革試點等有利的政策條件，系統性、前瞻性地推出一批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的改革，優化發展環境，激發市場主體活力，以創造新的體制優勢，率先建立高水平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改革中，繼續走在前列，為全國作出示範。

他認為，建立清晰完整的產權制度是深化市場化改革的首要任務。要創造性地構建既符合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又有利於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的產權制度。依法保護各種市場主體的所有權，並同等程度保護使用權、承包權、經營權、知識產權、收益權、繼承權、處置權等。研究建立數據產權制度，更大程度促進數據在數字經濟中發揮作用。

他提出，要進一步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完善金融市場結構，大幅提高直接融資比重。加快建設規範、透明、開放、有活力、有韌性的資本市場。鼓勵發展天使投資、風險投資等股權投資，拓寬直接融資來源，引導更多中長期資金進入。改革銀行結構，構建多層次、廣覆蓋、有差異、功能互補的銀行體系。完善金融機構公司治理，規範股東大會、董事會、監事會與管理層關系。創新產品結構，開發個性化、差異化、定制化金融產品，更好為深圳實體經濟特別是創新型企業提供金融服務。

經濟特區建立以來，深圳已構建起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深度融合的科技創新體系。深圳的全社會研發投入占GDP比重遠超全國平均水平，居全球前列，深圳的PCT國際專利申請量連續16年居全國大中城市首位，國家高新技術企業總量位列全國大中城市第二。“希望深圳百尺竿頭、更進一步，進一步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強化產學研深度融合的創新優勢，以深圳為主陣地建設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在粵港澳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建設中發揮關鍵作用。”為此，他建議深圳，加快形成集中力量辦大事與市場化研發機制相結合的新型舉國體制。賦予科研人員職務科技成果產權，與科技經費出資人共享職務發明所有權。對科技成果存量進行確權，允許研發人員及其團隊分享科研成果所有權，促進存量科技成果加快轉化。

“近年來，深圳把優化營商環境列為‘一號改革工程’，推出了一批改革舉措，著力解決企業關心的重點問題，取得顯著成效。在國務院部署、國家發改委組織開展的2019年全國營商環境評價中，深圳排名全國前列。” 楊偉民對深圳優化營商環境工作給予高度評價，並希望深圳把打造穩定公平透明、可預期的國際一流、全國最優的營商環境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舉措。政府推動發展的工作應主要放在優化營商環境上，為市場主體營造公平競爭的法治環境、透明的政策環境、平等獲取生產要素的市場環境。建立適應新經濟健康發展的監管制度，先行先試，形成可參考、可復制的新經濟監管制度框架。

他還建議深圳加強城市治理體系和能力建設。城市治理是國家治理體系中的重要一環。要按照國家憲法、法律以及黨中央、國務院確定的大政方針、戰略部署、發展目標加強城市治理，探索城市治理現代化之路。要明晰城市治理事權，組織動員城市治理各類主體積極參與城市治理。區分城市治理的不同空間單元，實施精細化治理。完善城市治理方式，更多通過協調、協商、合作的方式實施城市治理。

三、進一步發揮改革先鋒作用切實增強核心引擎功能

“一年來，按照黨中央決策部署和廣東省委工作部署，深圳市委市政府快馬加鞭、只爭朝夕，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為綱，以先行示範區建設為總牽引，形成了近中遠期結合的時間表、路線圖、任務書。”楊偉民表示，深圳要抓住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重要機遇，進一步發揮改革先鋒、開放高地、創新引領、核心城市等作用，切實增強核心引擎功能，推動先行示範區建設開好局、起好步，輻射帶動大灣區整體發展。

他具體建議，首先是發揮改革先鋒作用。堅持“殺出一條血路來”的改革精神，大膽探索，率先建立高水平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率先建立城市治理體系、實現城市治理現代化。其次是發揮開放高地作用。在經濟全球化遭受逆流的情況下，要繼續發揮高水平擴大開放窗口作用，在構建“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中發揮推動作用，在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中發揮推動作用。三是發揮創新引領作用。繼續發揮以企業為主體的創新優勢，在創新體系構建、創新主體培育、創新資金來源、創新成果轉化等方面大膽實踐，積累經驗，形成創新引領型的經濟結構。四是發揮核心城市作用。發揮粵港澳大灣區核心城市功能，輻射和帶動粵港澳大灣區的整體發展，提高整個區域整體競爭力。

談到深圳在加快建設先行示範區的進程中，應該怎樣更好地發揮中心城市輻射帶動作用，推進深莞惠聯動發展，促進珠江口東西兩岸融合互動，創新完善、探索推廣深汕特別合作區管理體制機制，為全省全國發展大局作出更大貢獻時，楊偉民說，一要秉持開放包容的態度，不以本地經濟增長“論英雄”，而以整個區域的協調發展“論英雄”。二是加強區域一體化，如市場的一體化、招商引資政策一體化、要素流動一體化、大數據一體化、交通基礎設施一體化、生態環保一體化、能源供應一體化等。三是編制統一的空間規劃，包括城市網絡、永久基本農田、生態系統網絡、基礎設施網絡，從區域整體考慮控制開發強度和調整空間結構。四是建立和完善跨區域的協調機制，協調解決跨行政區發展中出現的各種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