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識港網訊】十年河東、十年河西。2020年的深圳河兩岸,一邊是摩天大樓,一邊是青山碧水。我相信現在從羅湖、福田口岸過關的旅人,在邊境線上總會有那麼一瞬間的恍惚,究竟誰,才是傳說中那座國際化大都會?
“東方之珠,你的風采如今是否浪漫依然?”
1997年,香港回歸,當時的香港作為創造了經濟奇蹟的“亞洲四小龍”之一,以不及內地千分之六的人口與約萬分之一的面積,創造了相當於內地地區生產總值(GDP)的近20% 。
20年多後, 香港已經褪去了當年“亞洲四小龍”的光環,GDP在2018年已被深圳反超。2018年香港的GDP為28453.17億港元,按年增3%;而深圳2018年GDP為24221.98億元人民幣。
2019年,深圳更實現生產總值超2.6萬億,同比增長7%左右,換言之,深圳在GDP總量躋身全國前三的同時,GDP仍然保持超高速增長。哪怕自2012年始,在內地結束連續十年的9%以上增長的時代後,深圳仍然馬不停蹄,在北上廣深四大城市中經濟增速最快。
反觀香港,新民黨社區主任、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副主席陳志豪接受記者採訪時直言,香港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從90年代進入服務業及金融業黃金期後,沒辦法再找出一個新的增長點。
“既得利益者讓創新寸步難行”。“香港的資金,都被一夥一夥的人給壟斷了,商業有壟斷,地產有壟斷,教育科研有壟斷,因此香港的經濟結構就變得非常單一。”香港大學中國發展研究中心前主任趙國春表示,香港市場這塊餅已經分完了,太多既得利益者讓創新寸步難行。
“香港公務員認為做足標準程序,就萬事大吉”。屯門區議會富新選區前任區議員、新民黨執行委員及青年委員首任主席甘文鋒接受記者採訪時談到,香港公務員無硬性指標規定,認為做足標準程序就已經完成自己的本份。“香港政府其實沒有很大的一個動力去推動產業多元化,因為我們香港政府沒有一個很明確的指標。”
甘文鋒口中的“指標”,是指內地每年有明確的經濟指標。“如果內地經濟發展,達不到之前設立的指標,可能不管你是一把手還是二把手,都是要換人的。而香港公務員認為完成既定程序,就已經做好了自己本分。”
此外,甘文鋒認為,“香港政府很習慣等”,等著中央拍板,等著上面分配任務,等著執行任務。“香港怎麼去參與大灣區的整體發展,其實你問香港的官員,其實他們也沒有很好的提案。”
但反觀內地,中央給出大框架後,各級政府願意主動出台自己的產業政策,鼓勵地方發展。甘文鋒認為現在的香港好像失去了這種勇於開拓的精神。
“我們踩進去了,我們拔不出來。”近年來香港政治事件頻發,讓香港深陷政治泥沼。似乎所有的城市發展議題,都會變成一個政治議題,甘文鋒直言,“我們踩進去了,我們拔不出來。”所有議題都被政治化才是香港發展中最難解決的問題。
“香港不是一個創科中心,可是深圳做到了”
新民黨社區主任、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副主席陳志豪在接受記者採訪時直言,深圳已比香港更加超前:“香港也是一個專業服務業中心、一個金融中心,不過香港不是一個創科中心,可是深圳做到了”。
“衣食住行遊,手機全搞定”已經成為了深圳市民的常態,出門只帶一部手機,即可輕鬆應對天下事。從餐飲、百貨、打車、購票、醫院掛號到水電煤氣繳費,深圳超9成商戶可以接受移動電子支付,帶錢包和現金出門已經被9成網友認為“累贅”。
這源於深圳“互聯網+”和人工智能技術的普及。在這一領域,香港八達通在上世紀90年代就已起步,卻在後續發展過程中停滯不前,20年間始終停留在實體卡片階段。
“八達通式危機”在香港並非孤例。從高端製造業的“大疆”、“華為”,到用大數據服務普通民眾的“騰訊”、“百度”,深圳科創行業現如今已經全方位碾壓香港。
“深圳的改革,一直是在基因裡的。”
對於深圳如此之快的發展速度,全國人大代表洪為民在接受記者採訪時直言,“深圳的改革,一直是在基因裡的。”
“對於深圳來說,改革是無比正常的。長遠來說,深圳各級官員也好,老百姓也好,企業也好,都認為改革是很正常不過的一件事,也就是說今天我覺得事情不能做,明天也許就能做了。”洪為民認為,這是深圳不斷去挑戰傳統邊界,尋取突破的根源所在。
所以即便在大學不強的情況下,深圳依舊由原來的傳統製造業轉型成為以新經濟、新能源、新材料、新技術為支撐的創科中心。
洪為民認為成功轉型得益於:
(1)資金、稅務優惠扶持科研。深圳市政府不直接投資科研產業,而是利用資金、稅務優惠充分發揮深圳企業的自主積極性,從而促進行業發展。
(2)深圳主要企業是以私營企業為代表。私營企業彈性大,轉身快,什麼技術不符合市場需求,可以及時轉換發展思路。
(3)良性循環。深圳的創科環境對於中國內地的創科人才來說是一個很有吸引力的地方。曾經很長一段時間,真正的創科人才是很願意去深圳而非北上廣的。
“深圳在不同階段都可以找到新的經濟增長點”
新民黨社區主任、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副主席陳志豪在接受記者採訪時直言,因為深圳的高速增長是因為深圳不同階段,都可以找到經濟增長點:
剛剛改革開放的時候,深圳積極發展工業;隨後憑藉靠近香港的優勢,慢慢的開始發展服務業和金融業;21世紀以來,深圳再次嗅到未來發展的動向,開始引進高新科技總部,大力發展創科。
“香港與深圳的比較,這一點我會用十年河東、十年河西來形容。”香港工商總會沙田分會會長、香港快遞貨運從業員總會副理事長伍浩汶在接受本刊訪問時說道“這也是一個時代變遷,十幾年前,大家不會說香港借鑒深圳,但現在是香港借鑒深圳。我認為最主要的點就是同國家的融合。香港的位置是很特殊的,而在整個國家的發展中深圳也是一個很關鍵、乘風破浪的位置。這個位置所帶來的發展香港不是享受不到,只是享受的速度和發展性沒有深圳這麼強。”
香港如何突破單一經濟結構 謀求自身發展?
“我們服務的對像只有香港本地的市場”。甘文鋒直指香港發展痛點,“香港我可以比喻為一潭死水,水很足,但是再沒有流動空間。要把水搞活起來,一定有外部的動力推動才可以。 ”
從這個層面講,香港想要突破經濟的單一結構,尋找更多的發展機會,就需要轉換思路。
“過去我們一直堅持所謂的積極不干預也好,小政府大市場也好,就總是覺得政府不應該有產業政策。實際上,全世界的政府在創客這一塊都需要產業政策。”第十三屆全國人大香港特別行政區代表、太平紳士洪為民認為,從前特首董建華開始,香港政府已經認識到突破單一經濟結構的重要性,但受限於傳統的“小政府大市場”的思維模式,認為不需要由政府制定產業政策, 改革的步伐總是邁得不夠大。
為此,幾位受訪者向記者提出了自己對於“香港出路”的建議:
1
修改人才政策
現屆香港政府,最大的貢獻是修改了人才政策,“香港過去是沒有人才政策,不但沒有人才,甚至是反人才政策的。”而現行的新人才政策,放寬了很多。
2
修改稅務政策
對比深圳,香港沒有專門為創科行業開設稅務優惠。“我們稅務優惠是惠及中小企業而不是創科企業,我們沒有以行業為本的稅務政策。”洪為民認為,針對創科創業的稅務優惠,是香港政府可以從深圳創科發展中藉鑑的。
3
優化扶持政策
拿出專項資金投資創科行業。政府成立創新及科技基金,旨在支持研究與發展、推動科技應用、培育科技人才、支援科技初創企業、培養創科文化。
4
轉變觀念
“我們現在講STEAM,即科學、技術、藝術、數學、工程,但是我覺得整個社會觀念層面,包括家長們的觀念,總是覺得說首選是金融,至少也做個醫生,再次的選擇,也是會計師律師,IT總要排在後面。”
洪為民認為,家長認為從事金融或醫科才是高薪出路的觀念需要轉變,且政府需要促成社會觀念轉變,讓全社會看見創科的前景,這樣才會有更多優秀人才逐漸加入創科行業,迸發行業增長。
5
建議中央出手
甘文鋒認為,香港市場這塊餅已經分完了,太多既得利益者讓改革寸步難行。他認為,需要中央推出一些大動作,才能推動香港進一步發展。
6
融入內地市場
“香港創科市場太小,我們服務的對像只有香港本地的市場,我們很難去滿足一些比較大的比較有規模的比較成熟的創科企業對市場的需求,以及對用戶的需求。”
陳志豪認為,現屆特區政府從政策層面是重視創科發展的,但問題在於香港創科的市場太小。香港政府應該要幫助香港創科產業盡力地融入到內地的市場,進而培育出一批有質素的創科企業。
香港全程目睹深圳崛起的進程,應該認識到,香港不僅僅是學習深圳,且更應該積極邁出與深圳合作的第一步,善用深圳的創科人才、市場、產業優勢。尋求與深圳合作,雙方攜手,共同打開全球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