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識港網訊】清初僧人石濤的畫不受重視並非新鮮之事。事實上，其畫作自古以來就沒有受到過公正的評價。向來論及清朝繪畫，便可用所謂「四王吳惲」來概括，指的是以蘇州為中心的正統派畫家羣體，而當傳統價值觀發生轉換，以揚州為中心的新興畫風得到重視，其中心畫家便是所謂的「揚州八怪」了。追溯揚州八怪的源流，其實便是這位名為石濤的畫僧。對該時期價值轉換的研究，日本的漢學家青木正兒和南畫畫家橋本關雪頗得先鞭，而後這種關注也漸漸倒傳至中國，則是與中國當時的社會情勢，即思想革命、文學革命、五四運動等一系列打破舊弊惡習，建設新文化、新社會的思想潮流有關了。

經歷大亂的藝術家

石濤本名朱若極，作為皇室的一支疏族，生於崇禎年間，明亡之後，他曾於清初的康熙年間作為一介畫僧而頗為活躍。「石濤」本是其字，又有別號清湘道人、大滌子、苦瓜和尚、瞎尊者等，其法號則有道濟、弘濟等。今存其畫跡數百幅、題跋數百首。關於其生卒之具體年份，至今尚無定論。可能夠確定的是，其生前書畫之聲名並不甚高，其交遊頗為有限，與名士的應酬亦極少。關於他的傳記，則大多寫於其身故後很久的年代，不免缺乏史料價值。

而近年以來，人們對石濤的評價忽然急速上升，其畫跡題簽亦多有人作偽。其中甚至混有研究石濤多年的專家自行偽造而橫陳於世者，如此咄咄怪事，無疑使我們的考察陷入了一種更深的迷惘中。此外，對我們來說還有另外一個不利因素，那便是和石濤差不多同一時期，尚有另一位石濤和尚，後者其時與文人交遊甚廣。面對這麼多或善意或惡意的錯綜複雜的條件，勾勒石濤其人的輪廓絕非易事。

明末清初的大動亂曾令全中國的人民深陷戰火與饑餓的深淵之中。而在這種特別不利的境遇中，背負着某種重荷生活，又被身為畫家的信念感召，忍受着這種不利而在藝術上開創新的道路，其過程必然伴隨着肉體上的辛苦與預期之外的精神上的苦悶。蓋古往今來的所有先驅者，大抵都是免不了走上這條煩惱之路的吧。對於石濤，前輩學者已嘗試過多種研究方法。而我在此，則試圖將之作為一位先驅者，去分析他內在的苦悶及其藝術歷程。

為我的研究指明方向的，首先是石濤作為明宗室一員較一般人背負着更多苦難這一點；其次則是石濤與當時的傳統畫壇相對抗，堅持自己的信念以進行藝術活動時，所不可避免地與外界發生的摩擦；第三則是在樹立「藝術家」這種新的生活模式的過程中，面對外部的批判，在其內心所進行的反省和苦惱。我的論述也都將圍繞這三個方面進行。

無用的皇室身世

石濤身為明朝宗室，明代的滅亡，並不僅僅意味着他喪失了原來的特權，淪為一介庶民，更需要注意的是新統治者滿洲人的異民族身份。是以石濤之於清朝，不但有着亡國之恨，更有對異民族尊王攘夷式的同仇敵愾之心。而且石濤個人的狀況，比起上面所論述的要更為複雜，不能簡單地一筆帶過。

有明之亡，藉由清朝一邊的口吻來說，並不是清軍所致，而是流賊李自成的罪孽。清軍所做的，不過是為明朝最後一位天子崇禎帝報仇，進而討伐李自成罷了。因此，清朝的天下並非奪自明朝，而是奪自流賊之手。

而石濤的情況之所以更為複雜，則是因為他並非明太祖的後嗣，而是出自旁系。明太祖有同母兄弟興隆，興隆有子文正，而文正之子守謙則被賜予廣西省桂林的土地，封為靖江王，世襲罔替。守謙之嗣子贊儀以降，遵從明太祖對宗室的命名方法，即同一世代之子嗣名字的第一個字之排列，乃是取自明太祖所作的一首具有教戒意味的五言詩 ：

贊佐相規約，

經邦任履亨。

若依純一行，

遠得襲芳名。

如靖江王一族中，與第二代贊儀同輩者均名「贊某」，而石濤本名朱若極的「若」字，則屬於這首詩的第十一個字，即朱贊儀的十世孫。事實上現存的石濤鈐印中，正有一方印文為「贊之十世孫阿長」的，其中的「阿長」是石濤的小名。

最後一任靖江王朱亨嘉，正是石濤的親父。亨嘉的非自然死亡，卻不是清軍所為，而是出於明朝宗室間的一場內訌。

崇禎十七年（1644年），北京城為李自成佔領，天子自殺，清朝隨即發兵入關，很快取得了中國北部。同時在南京，萬曆帝之孫福王亦被擁立為天子。然而，南京小朝廷又因為超越前代的黨爭而缺乏一致對外的態度，根本敵不過百戰百勝的八旗兵，福王也在成為天子整整一年之後，隨着南京的陷落被清軍俘虜。福王本身既為帝室近親，其踐帝位，地方官民自然絕無異議。不過當福王政權倒下，各地紛紛擁立宗室為帝時，所擁立的便大多只是朱氏的疏族了。

所立諸王中，最具人望的當屬明太祖之子定王之後的唐王朱聿鍵，其與明王室的本家也已有十餘代之隔。唐王自南京逃入福建，先自稱監國——所謂「監國」，即攝政而等待真正的天子即位之意，當然也並不排除自己將來登極的可能。同時，明太祖的另一位子孫魯王亦在浙江省自立為監國，隨後在鄭成功的庇護下逃往台灣。至於石濤之父亨嘉，亦是南京失守後自立為監國的其中一人。然而，唐王和魯王即使是疏族，仍堪稱太祖之後裔，這位靖江王亨嘉則只不過是太祖之兄的子孫，無疑是疏族中的疏族。

有見各地的明宗室紛紛自立之局勢，唐王很快便在福州即帝位，改元隆武。之前曾被南京福王政權派往廣西擔任巡撫的瞿式耜在赴任途中，收到已在福建登極的唐王之命，令他前往福建參加其所立政權，然而瞿式耜隨即出於個人理由表示拒絕。其理由是：以宗室族譜而論，唐王是崇禎帝和福王祖父一輩的親戚。而在中國古代的繼承法中，規定只有輩分低者方能繼承輩分高者，實在不得已，才允許同輩之間的繼承情況，是以由輩分高者繼承輩分低者，無疑是一種禁忌。

然而，當瞿式耜再次拒絕來自靖江王亨嘉的邀請之後，亨嘉卻將之逮捕幽禁。不得已之下，瞿式耜只得暗中向唐王特使宣誓效忠，並尋求唐王之救助。亨嘉這種旁系中的旁系，在皇位繼承中本來毫無地位，因此權衡之下，瞿式耜寧可選擇忽視輩分問題，擁立太祖的子孫唐王。唐王大喜之下，立即命令總督丁魁楚前往攻擊亨嘉，處於窮途的亨嘉也只能釋放瞿式耜，謀求和解。然而瞿式耜卻馬上命令手下諸將逮捕亨嘉並殺之。

這位靖江王亨嘉身為旁支而自立，想來也是一種謀叛的行為吧。亨嘉既已被定罪為謀叛，那麼大兵對其一族族人自然也不會手下留情。石濤乃是經由宦官之手被隱匿在民間，最終得以脫難的傳聞，大抵也是可靠的。不過迫害了靖江王一家的唐王，最後也在清軍的追剿下於廣東省就擒，瞿式耜亦戰死。

此事還涉及到石濤的生年問題。也就是，他失去那位悲劇性的父親之時，究竟年紀多大的問題。事實上，石濤的生年向來有好幾種說法，其中最先為崇禎三年（1630年），最遲為崇禎十四年（1641年）。即便是以其書畫題跋中提到的年月干支推算，也不能得到決定性的證據，無法平息異說。到頭來，不過是學者們各自強調其所持的證據並以之作為一種推論罷了。

將其生年繫於較早的崇禎三年的學者，其重要證據之一便是石濤與錢謙益的關係。錢謙益身為明末以來政界、學界的大人物，又是東林殘黨，在明亡後出仕清廷。而他在順治八年辛卯（1651年），曾持友人的介紹信於廬山拜訪「石濤上人」，分別時又贈以十四首詩，並托石濤將之傳送給友人閱覽。 當時的錢謙益年已六十九，屬於在故鄉蘇州府治下常熟隱居的身份。若石濤生於崇禎十四年，則當時年僅十一歲。錢謙益這樣的大家，自然是不會尊稱如此小僧為「上人」，並贈詩而自稱「弟錢謙益謹上」的。而若石濤生於崇禎三年，則其時已二十二歲，錢謙益的措辭也就顯得較為合理了。

然而，即便是二十二歲的石濤，與六十九歲的錢謙益詩中措辭相比，仍然並不相合。是以之前的通行觀點都認為這位「石濤上人」與畫家石濤並非一人，儘管這種推測本身並沒有甚麼證據，但還是為中國的學界所通用。不過最近，此另一石濤的身份終於得到學者確認。其間自是免不了涉獵浩瀚的書籍和史料，我在此不得不感歎，中國學果然還是中國學者的專長。

錢謙益所遇到的石濤上人，其實是廬山開先寺的住持，所謂「石濤弘鎧」者，是雪嶠圓信的弟子，而後又傳承了其同門曹源弘金之法席，與畫僧石濤之師承全然相異。 而在學界這一新發現中最令我震驚的，便是其中所引《廬山續志》和《同治南康府志》二書。這兩種古籍並不罕見，且向來是研究廬山的必讀書。然而此前的學者，大多先入為主地以為畫僧石濤在年輕時停留於廬山，不過是一種造訪而非久住，於是便忽略了廬山本地的史料。由於自身的懈怠，只是依靠前人搜集的史料翻來覆去地詮釋向來都是學界的通病，而這個發現，也適足成為一個應當為我們所銘記的教訓。

既然否定了石濤生於崇禎初年之說，那崇禎末年——或者說崇禎十四年作為其生年應當是合適的吧。一般來講，在藝術家的生年問題上，十年的差距並不甚多。然而對於石濤來講，這十年卻所關極大。如果石濤生於崇禎三年，那麼其父悲劇性地被殺之時，他已是個十六歲的少年。作為明宗室的一員，也已享受過好幾年的優雅生活。而若是生於崇禎十四年的話，其父亡時尚年方五歲的石濤在此前後數年之間，不過是一個不明物心的孩童，在不知不覺間便已經此世變，不得不在這個清朝新霸權的逐漸建立過程中，作為一介孤兒開始自己的人生。這兩種生年所造就的人生觀之間着實有着很大的區別，就好像現在日本戰前派和戰後派之間那般。而就石濤之後的生活態度來看，他無疑是屬於戰後派，其對自己作為明王朝宗室一員的尊貴生活，完全沒有任何記憶。

世人每每概念化地將石濤當作前明皇室的一員看待，又概念化地以為石濤對清廷有不共戴天之仇，也必抱持着強烈的攘夷思想。而這其實是不符合當時實情的。日本的大正、中國的民國以來，多將石濤當作民族主義者，以為其一生志業便在於反清復明云云。這誠然是一種美好的想像，只是與石濤本人沒有任何關係罷了。

事實上，石濤對前明皇室以及清朝天子的態度並不能概念化地一切為二看待。他的父親曾因舉起反清復明的旗幟自立為帝而被視為本家的背叛者，慘遭屠戮。雖說有着內訌的大背景，可其下場也實在太過淒慘。而最終剿平這場內訌的，反而是清軍。亦即是說，無論明朝對他來講是甚麼，可以確定的是，都不值得賭上自己的一生去復興它。無論取代明朝的清朝是好還是惡，亦同樣不值得賭上自己的一生去顛覆它。強行規定石濤為明朝後裔的不過是世人，他自己卻是絲毫沒有對明代的記憶的。誰也不能按照別人的規定生活，擁有獨立的人格和對個人尊嚴的自覺方才是真正的生活方式。

與石濤同時代的畫家中，八大山人也是明宗室出身。其人本名朱耷，又名朱由桵，出自明太祖所封諸子中的寧王一系，離本家較石濤為近。而明亡之時，八大山人已經是二十歲的青年，對往昔上流社會的貴族生活應該頗有感觸。因此，其人生觀也就和石濤大為不同了。

八大山人的確是正宗的對清朝抱有抵抗情緒的畫家。其「八大山人」的署名，也是為了用「八大」二字拼成一個「哭」字，寄託亡國之恨。他平素以癲狂避世韜晦，時常以「驢」自稱，更有裝作啞巴以避免與俗人應酬之時。他以畫換酒，酒醉而哭，哭足而笑。而世人，也頗能從八大山人之舉止動作中解讀出其對此世的抵抗。

然而石濤卻不能回應世人的這種期待。他對清朝並沒有憎恨的理由。如果心底裏的抵抗意識沒有強到沸騰的程度的話，想來沒有必要為了贏得世人的贊同而特為採取一種抵抗的姿態——反過來說，倒是採取了這種姿態才更為奇怪。

不過世人仍然能夠為自己那觀念化的期待來自圓其說。石濤在落款時曾使用過一枚印章，印曰：「於今為庶為清門」 。出自杜甫關於當時的畫家曹霸的詩句，而曹霸又是三國時魏武帝曹操的後裔，杜甫這句七言詩的意思不外乎是：雖說到了唐代，曹家淪為庶民，卻仍然是保持着風雅傳統的名門。

而石濤的心事也正可以用此句來概括。自己的祖先雖是明王室的分支，自己卻不曾有身為宗室的個人記憶。因為沒有記憶，十年前的王室便也和百年前的毫無區別。他自己也僅僅是被統治的大多數國民中的一介庶民。所幸因為教育程度的不同，其仍能夠維持祖先那吟詩作畫的名門傳統。這便是「於今為庶為清門」了。

正是出於這種心態，石濤分別於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和二十八年（1689年）兩次謁見了南巡中的康熙帝，特別是在第二次謁見時，還獻上了自己所畫的《海晏河清圖》，謳歌太平、讚頌帝德，對於他來講似乎並不痛苦。這雖然可以說是他最為自然的舉動，可在他人看來，卻又會理解為對其自由的一種束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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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選並改編自《宮崎市定人物論》

《宮崎市定人物論》

作者：宮崎市定

編者：礪波護

譯者：林千早

出版社：商務印書館

出版時間：2020年1月

原文鏈接：http://www.orangenews.hk/culture/system/2020/03/13/010142662.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