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称，2019年，内地将加大户籍制度改革的力度，在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取消入籍限制的基础上，人口100万至300万的Ⅱ型大城市将全面取消落户限制，人口300万至500万的I型大城市将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全年将推动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

中央关于内地人口的战略部署，引起我对香港人口问题以及相关联的港深合作问题的思考，下面发表几点意见。

城市大型化不可逆转

第一，内地城市按城区常驻人口规模，分成超大城市、特大城市、I型大城市和Ⅱ型大城市，其中城区人口逾千万的超大城市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城区人口在500万至1000万的特大城市有武汉、重庆、天津、成都、东莞等10个。今年开放户籍重点的I型大城市包括西安、青岛、大连、厦门、苏州、宁波等13个城市，Ⅱ型大城市则有福州、南昌、珠海、佛山、海口、常州等65个城市。

香港按人口规模，目前，能列入国家特大城市。但是，紧邻香港的深圳已是超大城市。按特区政府统计处预测，在既定各种影响香港人口的因素不变的条件下，香港人口到2046年将达至约821万之顶峰，嗣后，将回落。换言之，香港人口如果没有新的增长因素，将不可能跻身国家超大城市之列。

第二，深圳在1980年建经济特区时人口只有33万，到2018年却已增至约1253万人。深圳本地生产总值（GDP）超过香港，在颇大程度上得益于人口超过香港。问题是，在人口已显著超过香港的背景下，深圳正在加快创新和科技产业发展，随着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深圳GDP将进一步把香港抛在后面，人均GDP将缩小与香港的差距。如果2046年以后，香港人口回落，那么，深圳完全有可能在将来某一年人均GDP也超过香港。

第三，面对出生率下降、人口老化、劳动力不足，2018年内地大城市展开了争夺人才之战。深圳、广州分居第一、第二。2018年，深圳人口增加近50万，广州人口增加近41万，广东省人口增加了177万，其中，粤港澳大湾区9市占了150多万。

当今世界，人口城市化，城市大型化是不可逆转的趋势。粤港澳大湾区欲成为世界一流大湾区，人口必须继续增加，广东的9个城市将分别跻身Ⅱ型大城市、I型大城市、特大城市，甚至超大城市。澳门按其人口增长预测，不可能成为Ⅱ型大城市。香港难道就甘心停留在特大城市吗？

港深未来合作新里程

不妨设想一下，如果东莞晋升超大城市，那么，在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中，广东省9个就将有3个是超大城市，而香港、澳门均不是。香港究竟凭什么在粤港澳大湾区发挥领导作用？

我不是唯人口论者。但是，人是决定性因素。香港不仅面对人口极限，而且，面对有限人口愈益老年化以及相当一部分人口的教育程度不高。因此，反对派不断攻击单程证政策，是一种政治上的狂妄加无知。须知：从宏观角度看，人口不是负担，而是经济增长的源泉。2018年广东省城镇新增就业近148万人，登记失业率仅2.41%，便是有力证据。

深圳从1980年一个人口只有33万的县，到2018年变成人口逾千万的大都市，颇大程度得力于香港的推动。“香港因素”对深圳崛起功不可没。而今，斗转星移，是时候换一个新角度思考：香港未来人口增长能否借助“深圳因素”？

早在香港回归祖国前，起步不久的深圳就大胆设想深港同城化，主张把深圳经济特区与广东其他地方的“二线”收紧，把深圳与香港接壤的“一线”放开。鉴于当时具体条件，这一设想显得超前。

今天，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蓝图已经制定，是时候逐步而大胆地放宽港深之间的界线，让人员在两个城市之间尽可能快地自由流动，以此来克服香港的人口极限。

诚然，如何逐步放开两城之间的界线，如何分阶段逐步实现两城人员自由流动，需要深入研究，谨慎实施，急不得，但也慢不得。果如此，则能预言，2046年将不是香港人口的顶峰，而是港深共建中国第一超大城市的里程碑。